【記者黃奕瀠、張鐵志／專題報導】

（本文轉載自2009/08/30旺報）

         兩岸電影從去年起，開始迅速的交流，第一屆兩岸電影展也同時在兩岸幾個城市舉辦。兩岸電影密切交流是反應政治氣氛的改變，還是有更深遠的產業意義？電影是一個社會文化的展現，所以兩岸可以透過電影深化對彼此的認識。然而，一如過去二十年來的台灣經濟，中國不斷擴大的電影市場如今被許多人（包括政府）視為是台灣電影產業的重要出路。真的是這樣嗎？兩岸電影的直航對台灣到底是利還是弊？

文∕郭力昕（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

         今年六月下旬，「台北電影節」知道我在《麥收》試片後表示欣賞此作，詢問我是否願意為它寫一點觀影意見。在一個時間極為緊張的行程下，我於是匆忙寫了一篇短文＜中產階級的瑣碎道德潔癖，請退後＞。因為匆忙，使得其中一些只有評斷而無時間展開的論點，造成對被該文直接或間接批評了的團體和個人的困惑。因為沒時間說清楚而對讀者形成的困擾，我表示遺憾與歉意。表達過這些之後，我想強調，對於先前的短文，我並不欲「修正」或收回任何觀點，只試圖在這篇文字裡，將我的意見闡釋清楚一些。

         香港「自治八樓」是《麥收》在港放映時的一個主要抗議團體，其中一位成員，善意的將從昆明「雲之南紀錄片影展」到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的相關抗議行動原委、網路言論、報導評論等諸多相關資料提供給我參考，我於此致謝。近日在台灣也有《破週報》陳韋臻在POTS View的＜拍 不拍；看 不看？：《麥收》的賣與蒐＞，和苦勞網「苦勞社論」＜《麥收》爭議不瑣碎，請不要迴避＞兩文，針對此影片、事件、和我先前的短文進行評議。因此這篇再談《麥收》的文章，也一併回應上述文章或團體的意見。而據我比對香港抗議者批評此片的主要意見，與台北電影節放映的版本，我發現兩者在內容上的差異不大。因此我的評議，大致是在同一個文本基礎上。

文∕陳韋綸

《再見烏托邦》（Night Of An Era）將在7月初於台北電影節上映，此片導演盛志民1992年畢業於北京廣播電視大學，修習建築結構，但1969年誕生的執拗青春，啃食各種洋派思想是肯定的；走出校園，一幫人一週四日廝混玩耍一塊兒，淑女之夜去麗都飯店迪斯可，周末在另一個派對上演出，下台一鞠躬後嗑飯，席間包括何勇與張楚等將在九零年代迅速燃燒的搖滾歌手們。睡覺不躺床，偏偏硬骨頭夾著草席碰冷地板。盛志民說當時就是覺得這幫人特別「帥」，服飾上或是髮型上都是。另一次訪問，回憶八零年代末期的他曾言：「當時覺得真正的生活方式掌握在我們的手裡。它是人性的、破壞道德的，但生活方式是對環境的一種態度，這給我們激情，還有同甘苦共患難的氣質。」

然而一切在1993年間產生變化，那年台灣滾石唱片在北京王府井飯店替竇唯當時的黑豹樂隊發行白金唱片。當時盛志民開始走向人生另外一條道路，與戲劇先鋒孟京輝做劇場，隨後轉行電影，做過《愛情麻辣燙》副導演，以及陳果與賈樟柯的電影製片。比賈樟柯長一歲的盛志民，直至2002年才導了自己第一部片，離開大城市北京，進入真實的中國，這是盛志民對於第六代導演的自我認同。

1994年《北京青年報》張楚、何勇與竇唯成為報導主角，前兩次該報與搖滾相關報導分別為Nirvana樂隊主唱Kurt Cobain與當時唐朝貝斯手張炬的死亡。該年三人專輯《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垃圾場》與《黑夢》高踞該報銷售排行榜前三名，皆由台灣魔岩發行，被稱之「魔岩三傑」；中國樂評顏峻口中過著波西米亞、反體制日子的一群「氓」並在同年登上香港紅勘體育館的舞台，成為「搖滾中國樂勢力」。然而隨著國內盜版興起、魔岩與其所持的資金離開中國大陸。北京搖滾高潮之後的20年，盛志民表示與當初幾位老朋友依舊維持著酒館內點頭之交的情誼，但也好奇當初竇唯做夢樂隊那個漂亮的吉他手吳柯去了哪？流言蜚語之間打探，卻得等到走入一間汽車配備行與這位16歲便在搖滾圈打滾的小柯父母談起，才知24歲之際小柯吞食過多曲馬多鎮定劑而死，爸媽放棄他的骨灰。盛志民的《再見烏托邦》由此開展，回追幾位九零年代初期叱吒風雲的搖滾藝術家（rock & roll artist，盛志民於片中對於張楚等人打上的稱呼）之今昔；然而，譬如攝影過程中那位八零後錄音師對盛志民所言：「我以為他們應該開凱迪拉克，帶大鑽戒，跟著幾個小弟……」故事並非如此。

文∕郭力昕（政治大學廣電系副教授）

         我稍早在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看了《麥收》的試片，非常感動，對徐童導演的紀錄片作品，有著很大的敬意。

         從影片裡，我清楚看到紀錄片導演對北京一位性工作者，以及對她們同儕的工作與生存情境，有著位置平等的真誠關切：被紀錄的是性工作者，紀錄者則是影像工作者，他們都為自己的真實生存問題，和各自堅持的生命意義而工作著。從影片裡可以明確發現，紀錄者對他的拍攝對象、與性工作這件事，沒有自我高尚地擺出中產階級人道主義式的憐憫，施捨式的同情，與傷感腔調或道德姿態。他在影片中，平實、赤裸、直接地呈現訊息與人物，不是為了提供中產觀眾進行集體偷窺，或藉此題材進行虛假的道德懺悔，而是讓我們無可迴避地認識了中國大陸某些有代表性的性工作者的生存狀態，和她們所反映出來相當不堪的當代中國社會面貌。我認為這是一部傑作，有著勇氣和擔當，涉及的議題也十分重要。

         我聽說香港一些關注、保護性工作者的人士或社運團體，不斷抗議此作的放映，並向導演施壓，因為他們認為導演侵犯了部分被攝者的隱私與意願。我想這些人大概是不懂紀錄片的；他們大約也不懂人的複雜心理、底層生活的真實、與中國大陸嚴苛社會下之生存法則。他們可能只懂得、或只在乎西方衛道意識與標準下的「道德」原則或檢驗方式。沒有嚴峻之生存壓力的人，可以好整以暇地計較關於拍攝性工作者的紀錄片，該不該馬賽克一下某些資料，或者鏡頭前的誰衝口說了一句「不要拍了」的話。這種瑣碎的、只見木不見林的道德討論，恐怕正好讓片中那些辛苦但堅韌的、為了生存而賣身的女子們的處境，像一面魔鏡般，折射出那些宣稱關切性工作者之權益和隱私的中產階級們、不食現實煙火的愚昧可笑。

文∕台北電影節編輯部

         許多電影在中國拍攝完成後，因題材敏感等種種因素，未必有機會在中國上映，本屆台北電影節邀請10部連中國觀眾都難得一見的獨立、年輕、非主流的中國影片，包括賈樟柯的《河上的愛情》、來自蒙古的《札賚諾爾》、濟南的《老年男女》等，另有五位中國導演也都將隨片來台參展。此外，還有兩部極成熟的香港類型電影：《證人》和《機動部隊》。特別挑選幾部影片逐一介紹。

       《滾拉拉的槍》描述苗族成年禮，導演寧敬武是個北京漢人，但他的《滾拉拉的槍》在雲南拍攝，對象是苗族，他們的男人仍頂著戰國時期的髮髻、赤腳行走，還穿著自己織染的衣服，並保持對森林、土地的尊敬與親密關係。《流离》題材有如中國版的《貧民百萬富翁》，導演彭韜專拍禁忌議題電影，去年電影節放映過他的《血蟬》，拍攝拐騙殘障兒童行乞的故事，今年電影節將放映他的第二部作品《流离》，談的是拐騙年輕女子賣淫的故事，他的兩部片題材都有如中國版的《貧民百萬富翁》。

       《再見烏托邦》大談中國搖滾樂，導演盛志民曾任多部陳果與賈樟柯電影的製片和副導。《再見烏托邦》講述中國搖滾樂的黃金20年。影片從1986年5月9日開始，26歲的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以一首＜一無所有＞劃出中國搖滾樂的先聲。影片遍訪20年來中國搖滾樂史上重要人物：崔健、何勇、張楚、竇唯、吳珂父母…等人，見證一段美好的搖滾烏托邦。《完美生活》則是混合劇情與紀錄片形式，導演唐曉白曾以《動詞變位》觸碰六四天安門事件，引起廣泛注意；在《完美生活》中的兩位主角，一個是生活在寒冷北方的虛構人物，一個是移居香港的真實女子；導演用紀錄片與劇情片兩種手法雙線進行，又安排這一實一虛兩角色在深圳擦身而過。

文∕彌勒熊（知名影評人）

         賈樟柯在這部19分鐘的短片裡，展現了過人精準的控制力，從演員走位，鏡頭設計，攝影機的動線規劃，構圖景物的選擇…等等，幾乎可說是幾近完美地在執行。影片從十年後碰面的兩組班對戀人再次相遇為始，帶入一夥人同為老師慶生的畫面，席間還提到身為文青的熱血過往，而賓主盡歡的場面外，卻出現了一組男女京劇演員正傳唱著歷史煙雲與情情愛愛，與現實做了個有趣的對比。

         耳酣酒熱後，四人熱切在牌桌前再續前緣，隔天清早的渡河與倆倆分開的對談，卻再也是已逝之愛的不可追回，導演拍著兩岸邊黑白成畫的屋舍，一條孤身前進的船舶，即使四人身體相依，卻再也喚不回那成為記憶的點點滴滴。整部片可以看到導演更為精準的算計，四位演員到位的表現加分不少，導演小試牛刀的作品，一樣蘊藏著說不盡的餘韻，並拍出了那份屬於中國人的含蓄與氛圍。

《河上的愛情》影片介紹

文∕寧敬武

         每一個導演內心都會有一個夢想。我的夢想就是用一部電影構建一個完美的烏托邦，一個自然、樸素、自由和讓人富有尊嚴的家園。這願望之所以越來越強烈，是因為在現實世界中，人性正在日益扭曲、異化，我們生活的環境也正在惡化，技術的發達使交流和旅行變得天涯咫尺，而心與心的距離卻遠如星際。我已經迷失，我必須尋找我心靈出發的地方，重返心靈故鄉。

         這部電影的緣起就像是一個寓言。五千年前，在北京往西一百公里的地方，兩個偉大的部落首領決一死戰，以黃帝勝、蚩尤敗告終。於是蚩尤的部落踏上了逃亡內陸的遷徙之路，在中國西南的崇山峻嶺中艱難地生存了下來，即今天的苗族。所以一位西方歷史學家說：「世界上有兩個災難深重的民族，一個是猶太民族，一個是中國的苗族。」

        我，做為黃帝的部族後裔，生活在中國北方。沒能沐澤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祥光，卻趕上了步西方後塵的現代化進程。我不知道如果黃帝在世會帶我們的部落逃向何方。也許他也只能仰天長嘆，說這是全球化的今天人類的宿命。

文∕小智（電影部落客）

         為了準備台北電影節校園講座內容，於是搶先觀賞趙曄(Zhao Ye)執導的《扎賚諾爾》(Jalainur)。影片觀畢，甚感驚奇，對於片中的音樂美景，及其中所流露濃濃的溫情，久久無法自己，於是趁記憶尚還鮮明之下，趕緊提筆書寫本片所給我的溫暖及感動。

         扎賚諾爾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礦區，地處中國最北端，與俄羅斯陸地連接，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本片全程就是在扎賚諾爾實景拍攝。悠揚的樂音，如畫的風景，是全片所給我的感受，「攝影」絕對是亮點中的亮點，可以看出趙曄花費極大心力去構築畫面，不論對鏡頭，抑或對構圖都有極為精準的拿捏。詩意的運鏡，壯闊的場景，宛如LOMO攝影般的高對比色澤，畫面美到膠捲上的每格畫面，都可以直接擷取成為劇照。多處出現的大全景，配合略顯失真的剪影光線，表現的不僅是扎賚諾爾當地的壯闊，角色置身其中，更有滄海一粟的渺小及感嘆。

         本片靈感，源於「送君千里，終須一別」這句古語。故事十分簡單，講述蒸汽火車司機朱老頭(劉遠生Liu Yuan-Sheng飾演)，在退休前決定提前離開去找他在中俄邊境工作的女兒。而跟隨他工作多年的徒弟李治中(李治中 Li Zhi-zhong飾演)，面對亦師亦友的朱老頭，怎麼能接受自己工作生涯中的重要人物就此離去？於是治中就追隨朱老頭的腳步，跟著他一起「回家」…。

《扎賚諾爾》影片介紹

2008溫哥華電影節：

         位於內蒙古扎賚諾爾的露天煤礦，對鐵道迷們來說是一片富有傳奇色彩的土地，它是最後一處可以看到大量蒸汽火車持續運行的地方。在現代中國荒廢的地區，時間流逝地很慢。就像那些國有煤礦和運煤火車一樣，朱老頭也將隨之退出歷史舞臺，他退休前決定去跟孩子們一起居住。然而電影的主要戲劇性情節圍繞著朱老頭的年輕徒弟展開，他無法接受自己工作生涯中的中心人際關係就這樣告一段落。機車的煙霧和蒸汽模糊了我們的視野，人物動作朦朧不明，自開場這一幕起，導演趙曄就為我們帶來了一部在視覺上精彩，大膽，具有源源不斷開創能力的電影。在影像創作上，每一個鏡頭都是一次冒險。從低機位架設在移動軌道車上的攝影機，到廣角拍攝的空曠原野，「純淨的光線勾勒出了一系列的詩意畫面。」

文∕影視人（本文引用至「明星製造聯盟」）

埃莉斯．多梅納克是法國里昂人文社會高等師範學院的電影教授，任《正片》刊物編委會成員，並於《精神》刊物上發表關於電影的哲學文論。

埃莉斯．多梅納克（以下簡稱「埃」）：《扎賚諾爾》是你的第二部長片。你二十九歲時就已經導演了2007年的《馬烏甲》（中國獨立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和2004年的動畫短片《采薇》。作為一名導演，你表現出了令人驚異的多樣性。從動畫片到家庭情節劇（現實主義風格拍攝），再到發生在內蒙古大煤礦中表現主義風格的公路片，哪個才是你呢？紀錄片導演？動畫導演還是劇情片導演？

趙曄（以下簡稱「趙」）：我從未認為自己的電影與眾不同，也可能是我不曾意識到這一點吧。它們對我來說是具有連續性的，它們都非常個人化，都同樣努力地表達自我。

文∕崔紅

         我在2007年夏天在南京中國獨立電影節看了《馬烏甲》（MA WU JIA）並認識了趙曄。2007年11月的一次約會，趙曄給我講述了他的電影計畫中，一個關於離別的故事題材。隨後他給我了一稿大概只有十幾頁電影劇本，都是關於主人公的生活、工作環境、狀態和氛圍的描述，人物動作、情緒的描述，沒有情節化的事件和故事。

         大概一個月之後，趙曄堪景回來，我沒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故事性劇本。他向我提供了近一百張拍攝實景的照片，這些場景最後大部分都出現在《扎賚諾爾》完成片中。看到那些紮賚諾爾露天煤礦拍攝實景照片之後，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簡單有關離別的題材。他給我講述了影片從哪裡開始，如何結束；我很快做出了決定，影片《扎賚諾爾》2008年初開拍了。

         《扎賚諾爾》的製作團隊基本上是由導演趙曄親自挑選組成的，他們都非常年輕，不到30歲。攝影師張乙沒有學過專業攝影技術，他是趙曄在北京電影學院動畫系的同學和朋友。兩位主要演員都是非職業的，一個是大學學生，一個是退休工人。他們在零下40度的氣候環境下，在內蒙古扎賚諾爾露天煤礦實景拍攝了60天。影片的音樂作曲、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林朝陽是我多年的朋友，在影片的後期階段，通過我的推薦，他參加到製作隊伍中。2008年9月《扎賚諾爾》全片完成，並順利獲取了中國廣電總局公映許可證。

文∕小智（電影部落客）

         影片初始，風光明媚，女孩信步走至家門前，一個不小心被門檻絆倒，卻以大無畏姿態繼續前行。當中沒有尷尬，沒有羞赧，我們反而看到一位自信開朗的女孩形象。傳統中國社會賦予女性「主內」的刻板價值觀，在徐童(Xu Tong)執導的《麥收》(Wheat Harvest)當中反而蕩然無存。女性形象是富有尊嚴，是堅韌不拔，同時也是潑辣引人注目的。

         之前在雲南及香港放映，本片即引起觀眾極大爭議。原因在於片中記錄性工作者樣貌，雖說毫無裸露及限制級畫面，但卻有觀眾質疑導演在未經部分人士同意下拍攝，會對她們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畢竟特種行業在中國屬於違法刑事案件，於是強烈主張撤換該片。有鑒於此，台北電影節作出應變方式：限定「十八歲以上」人士現場購票，並簽署觀影同意書方能入場觀賞。

         如此決定，於我心中甚感可惜，因為我不覺得事情能有那樣誇張，且本片確實非常好看。關於性工作者題材電影，我們可以在《榴槤飄飄》(Durian Durian)或是《性工作者十日談》(Whispers And Moans)等「劇情片」中見識，但以「紀錄片」類型來說，本片實屬罕見。

 文∕青蛙

         「她是個閨女，如果她是個男生，肯定有所作為。」由女孩父親篤定的神情說出這句話，話的背後，父親知道女孩為了自己的病痛付出了多少，家裡的男人還是得實實在在下田幹活，但是沉重的醫藥費用卻是「閨女」一個人打拼出來的。傳統社會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內，《麥收》看似如此，男人耕作麥田、女人在家準備晚餐，但現在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女孩回家裡裡外外大小事都幹；女人不再是依附著男人而生活。

         工作與尊嚴？在面對可能失去父親的情況下，最短的時間負擔起龐大醫療費用，唯一的出路就是靠女人最原始的本錢，所有的不滿、委屈、後悔全都通通拋在現實之後，眼前最重要的不再是尊嚴，而是如何使父親生命繼續延續下去。

         在徐童導演的鏡頭下，女孩的出路，戲劇般的人生，最寫實的境遇，女孩侃侃而談自己的工作、生活、愛情，面對鏡頭的自然，影片如果不要用道德去嚴加評斷，只是單純去思考，導演其實是幫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發聲。

文∕張獻民（北京電影學院教授，本文已徵得作者同意轉載）

         此文圍繞有關《麥收》的爭論。

         這是一個言論ZIYOU的問題。有幾點理由：首先我是個觀看者，一個成年觀看者不希望由別人來限定哪些他可以看、哪些不能看。不管這個做出規定的人是以個人的名義還是集體的名義，不管他以公德還是以個人良心為出發點。不管它是政府機構還是非政府機構。我不希望別人規定我的觀看範圍，也反對對其他任何成年人規定觀看範圍。

         任何機構或個人阻止任何作品放映的做法，於今並非首件，以後也還會出現，我均會反對。在雲南我當面對試圖做出這一努力的人說了，我也反對部分機構在香港現場的做法。

文∕小智（電影部落客）

         《再見烏托邦》(Night of an Era)講述中國搖滾樂從輝煌到沒落的過程，可謂一段「失去」的難過現實，更像是一場探討音樂的集體記憶。導演盛志民(Zhi Min Sheng)於受訪時表示：「這並非一部探討搖滾的影片，而是一部講述改革開放三十年代價的影片。」

         確實，導演把當年搖滾樂的繁盛，比作理想主義式的「烏托邦」，卻因資本主義的侵襲、唱片市場的質變、MP3及盜版的猖獗，讓這些曾擁抱理想的音樂人，被迫去面對市場及社會的現實。在這之後，有人努力要走出逆境，有人勇於面對自己的精神問題，同時也有人用不一樣的方式，來面對自己的音樂人生。

         早年混過搖滾圈的盛志民，以一種私人的角度，去紀錄他每位好友，其中包括崔健、何勇、張楚、竇唯等人，除了音樂人以外，同時也有唱片人及媒體人。一方面透過訪談形式，對中國搖滾樂作出一番探究，並緩緩道出每個人的看法及記憶；另方面也透過影像，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與音樂活動當中。

文∕青蛙

         是我們變的不夠努力？還是潮流選擇放棄了我們？曾經踏上紅堪體育場的搖滾樂手，到最後希望有個小屋養條狗的何勇，什麼樣的際遇，讓曾經不可一世唱著＜餓死沒糧＞、＜有沒有希望＞的他，在十幾年後的人生就像他所唱的歌一樣。

         中國搖滾樂從六四結束之後，出現一股強力發聲，直到MP3出現，再度將他們拉到另一個漩渦當中，簽版權、簽人、不簽團的問題，衍生出來樂團無法活下去，以前從未接觸過，卻面臨新的挫折，抹殺真正一個創作者表現的姿態。

         另一個世代的來臨，真切地道出新的弊病，搖滾歌手無法生存在這裡，創作也跟著消失無蹤，最後精神也出現極大問題，以前的年代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欠缺時，我們很努力地去實現；什麼都有的年代，我們卻被整個體制壓得喘不過氣，侷限住創作的勇氣。是否我們真的要到一無所有之時，才會出現驚世之作？

文∕李宏宇（南方週末記者）

     「二十年前他們發明了刀子歌，二十年後他們分別死去或者進精神病院，為合約跟樂隊鬧翻，也許憤怒如往昔但大勢已去，不得不承認過去是個烏托邦。」一個香港網友充滿激情地在博客裡寫下了《再見 烏托邦》的影評。

     南方週末「影響力．全民亂拍」計畫裡，導演盛志民的紀錄片最終定名《再見 烏托邦》。這部影片最初構思時曾名《尋找小珂》。1996年，曾經是「做夢」樂隊吉他手吳珂從搖滾圈朋友的視野裡消失。很多人都記得這個英俊的男孩兒，記得他模仿日本「視覺系」搖滾的造型；關於他的下落有很多種說法，有人說他死了，至今也有人說他還活著。

     在小珂的父母那裡，並不存在第二種說法：他走了。1996年9月7日，小珂的母親永遠記得那個日子：「24歲，本命年，還差幾個月。」這一天她從自己的錄影店回到家，兒子已經離父母而去，他吞服了過量的鎮靜劑「曲馬多」。

馬然∕採訪整理（本文轉載自新浪娛樂網）

《再見烏托邦》在第33屆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做了兩場世界首映，之後新浪娛樂採訪了導演盛志民，話題有關搖滾以及搖滾之外。

也許可以把盛志民看做一個很低調的電影人，讀他的履歷，從音樂到電影…鮮活、精彩的程度不讓那些他曾經合作過的獨立電影導演，如陳果、賈樟柯等人，但是07年他才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憑藉自己的處女作《浮生》捧起一座「亞洲最佳新人獎」的獎盃，似乎標誌著一個新征途的開始。盛志民作為大陸獨立導演中的「老兵新人」，看事情自有其獨到而敏銳之處，所以對他而言，《再見烏托邦》並不是一部純粹的搖滾音樂紀錄片，不是一部單純的搖滾訪談錄—通過那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人物故事和他們的講述，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烏托邦年代漸行漸遠，而這部作品本身，大概也是這個自稱很「悲觀」、卻也「十足理想主義者」的導演能夠與過去一部分的自己對質的最好方式。

文∕小智（電影部落客）

         林超賢（Dante Lam）執導的《證人》（The Beast Stalker），讓我愛不釋手。拍攝動作片起家的林超賢，透過這部電影，再度証明自己絕對具備執導警匪動作片的技巧及能力。不僅充斥類型電影所該具備的槍戰、追逐、飛車動作場面，另外更有細膩的人性及情感刻劃，以及演員們精湛的好演技。

         簡單來說，本片就是「一場車禍所引發的血案」。電影同時告訴我們，開車千萬不能超速，也不能闖紅燈，不然就會有一連串狗屁叨灶的事情發生。影片運用多線敘事相互錯置手法，表達人物宿命般的巧合，但因為《衝擊效應》（Crash）這部電影的珠玉在先，使得本片敘事手法並不創新，但至少多線交錯的發展並不刻意突兀，並且節奏張弛有度，情節饒富張力，輔以極度壓抑的劇情，伴隨一場接著一場的戲劇衝突，確實令我於觀影當下大呼過癮！。

         本片是英皇集團出品，所以劇情不免走主流商業路數，但比起其他電影正邪分明的角色形塑，本片難能可貴是角色都非極惡，或是極善的刻畫，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黑暗層面。導演將這些人物丟進不安及恐懼的情境當中，讓他們在抉擇的十字路口徘徊，有人被逼到極限，選擇放棄，卻也有人奮力一搏求取勝利。《證人》一片就是想傳達出「永不放棄」這個寶貴觀點，極富人心向上的力量。就算情節有些英雄主義式的描繪，但結局處確實深得我心，當然這也歸功演員們精湛的表演功力。

文∕喬奕思

         困獸之鬥的殘忍，超越了任何廣闊戰場上的自覺性廝殺；無論勝利的一方是獅子抑或是勇士，都只不過為最終的勝利劃上了一方死亡的注腳，彷彿印第安人收集獵物牙齒以象徵勇猛程度一樣，結果總帶來更深的恐怖與惋惜。

         《證人》在短短十分鐘内便毫不拖泥帶水地設定了命運的牢籠。三位主角便是三頭野獸—被「子彈時間」所爆發的殺傷力割傷靈魂深處，痛苦嚎叫。本該除暴安良的警察誤殺了無辜女童；本該擁有女兒的母親卻看著她在自己面前死去；本應傷天害理的亡命之徒對愛妻的癡情與忘我，卻是故事裡唯一的愛情所在，這些滲透著悲劇感與荒謬意味的角色設定，更在牢籠的底部鋪上了荊棘—面前的路即便沒有對手，也必然痛苦難行。導演林超賢所製造出的「張日東」以及那份生死攸關的血液樣本，只不過為三位繼續在紅塵中舔舐傷口的孤單個體，提供了以一方之死換取答案的喧鬧角鬥場—場上有綁架與追蹤，拳腳相向與柔情肆虐，有血有淚。

         張家輝所飾演的亡命之徒不得不亡命一搏，是因為他已經被逼到了角落，退無可退了。身體殘缺，生活比身體更殘缺。他是那湍急的河流中央，以一根稻草為希望的溺水之人，懷抱著醫好癱瘓妻子的願望而苦苦地爭取「吸一口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