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宏宇（南方週末記者）

     「二十年前他們發明了刀子歌，二十年後他們分別死去或者進精神病院，為合約跟樂隊鬧翻，也許憤怒如往昔但大勢已去，不得不承認過去是個烏托邦。」一個香港網友充滿激情地在博客裡寫下了《再見 烏托邦》的影評。

     南方週末「影響力．全民亂拍」計畫裡，導演盛志民的紀錄片最終定名《再見 烏托邦》。這部影片最初構思時曾名《尋找小珂》。1996年，曾經是「做夢」樂隊吉他手吳珂從搖滾圈朋友的視野裡消失。很多人都記得這個英俊的男孩兒，記得他模仿日本「視覺系」搖滾的造型；關於他的下落有很多種說法，有人說他死了，至今也有人說他還活著。

     在小珂的父母那裡，並不存在第二種說法：他走了。1996年9月7日，小珂的母親永遠記得那個日子：「24歲，本命年，還差幾個月。」這一天她從自己的錄影店回到家，兒子已經離父母而去，他吞服了過量的鎮靜劑「曲馬多」。

     吳珂的父親曾是中國錄音總公司的音樂編輯，崔健的《一無所有》磁帶就是他負責出版的，兒子跟著父親出入錄音棚，認識了許多樂手。1989年夏天，在長安街東延長線的八王墳，只有16歲的吳珂哭著求父親，要搞搖滾樂。父親答應了，給他找了吉他老師。為此他至今自責：「還是我害了他。」

     在跟隨採訪過何勇、張楚、陳勁等搖滾樂手之後，影片的錄音師有點受不了：「他們怎麼這麼慘？真難受。」「你以為他們會是什麼樣？」盛志民反問這個自己也彈金屬吉他的「80後」。「我一直以為他們應該是開凱迪拉克，戴大鑽戒，跟著幾個小弟…」

     3月25日，《再見烏托邦》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準備好來看憤怒搖滾青年的人們不知所措，觀影者後來在日記中寫道：「這片子超出我預期。它並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搖滾樂紀錄片，自我、嗑藥、叛逆、激情、反政治等搖滾主義的熱血畫面集體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語、反省、商業文化、產業、互聯網經濟、全球化等關鍵字，社會價值已隨社會發展變遷，理想主義已逝，搖滾年代不再。」「影片中出現的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當年紅磡讓他們到了頂峰，而十幾年後我又把他們帶回了香港。」盛志民在紅又專放映會後，告訴觀眾：這並不是一部談搖滾的影片，這其實是一部講述改革開放三十年代價的影片。

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10年

     離世之前，小珂染上了毒癮。父母辭掉工作，守著他戒毒，最後還是失敗了。他的死是因為用藥過量還是有意自尋了斷，不再有人知道。但沾染毒品這件事，他的朋友們卻或多或少要聯繫到「做夢」樂隊的解散。

1991年底，離開「黑豹」的竇唯與陳勁、吳珂等樂手組建了「做夢」樂隊。一年後，「做夢」樂隊解散，直接原因是竇唯簽約臺灣滾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

     臺灣音樂製作人張培仁帶來的這個廠牌陸續推出了《中國火》系列、《唐朝》專輯和後來代表「新音樂的春天」的「魔岩三傑」—竇唯、何勇、張楚。1994年12月，「唐朝」樂隊與「魔岩三傑」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演唱會，名為「搖滾中國樂勢力」，來自北京的新音樂空前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創作力。「魔岩」也因此成為中國搖滾樂的一面旗幟。

     但在轟動背後，卻是唱片公司與搖滾樂手之間一筆說不清的爛帳，和至今未能完全化解的怨氣。「我看到每一個樂隊，都沒有好的器材，沒有良好的資訊環境，沒有外在的市場，沒有財富的吸引。每個樂隊都用生命，產生出強大的爆發力，而且風格各自不同。我覺得九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的十年。」張培仁這樣回憶他當年在北京遭遇的搖滾激情，而對唱片公司而言，這當然也是一座未經開掘的音樂富礦。

     滾石唱片自稱對中國搖滾樂的製作投入是不惜工本，一般用幾十萬成本製作的專輯，在中國的搖滾樂，他們捨得花300萬。另一邊，卻是簽約樂手抱怨合同不公平，報酬不合理。甚至到了2008年，當何勇與電臺DJ張有待在鼓樓東大街一家餐廳見面，何勇還向張有待打聽張培仁的消息，想通過他向滾石唱片要點錢：「這麼多年了唱片一直賣著，彩鈴什麼的，一分錢沒給過。」前一年他總共只有三場演出，「怎麼活啊。」

     另一個問題，是「魔岩三傑」的簽約。竇唯、何勇、張楚，都有各自的樂隊樂手，但唱片公司堅決只跟主唱簽約，這給樂隊帶來程度不一的傷害，比如「做夢」的解散。但「魔岩」也是接受了過去的教訓—據說當初簽約「黑豹」樂隊的公司，因為竇唯離開樂隊受到不小的損失。

     小珂的迷失，究竟是否跟這樣的傷害有關，已經無可對證。盛志民的電影，倒並非要在這個話題上刨根問底，事實上誰也說不清楚。受訪的音樂人大多強調著那個年代的純真，同時重複並不新奇的論點—原本單純新鮮、自然茁壯的中國原創搖滾樂，突然遭遇來自臺灣的、圓熟老練的唱片業體制，那不是揠苗助長嗎。 1992年正值「南巡」之後中國社會掀起「全民下海」的浪潮，本來「沒有財富吸引」的搖滾音樂人似乎也被高高托到了浪頭上，但是嚴重嗆水。「我們受到的教育裡，是不懂得這些的。」何勇說。「那時候誰知道唱片業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只有你進來了才知道那裡頭的溝溝坎坎。這是個過程，也得有點犧牲。」小珂的朋友說道，小珂是這樣的犧牲嗎？

中國不需要搖滾？
     「搖滾中國樂勢力」的高潮過後，「魔岩」的境遇並不好。張培仁離開大陸的「魔岩」回了臺灣，說是賺三年錢再回來，但終於沒有回來。到新千年之初，這面獵獵旌旗竟然消失了。

     張楚從1997年出版《造飛機的工廠》之後自閉8年；他的成名曲《姐姐》也是他最大的困惑：「那是一個文學作品，你們非要問它的真實性，問我和姐姐發生了什麼。唱了這麼多年你們還沒明白我是在唱什麼，那我就不唱了。」何勇的精神狀況極不穩定，長期服藥，時不時仍需要入院就醫。竇唯不再歌唱，甚至不再訴諸言語，這部紀錄片當中他是唯一不說話的受訪者—他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不適合用任何語言闡述自己的態度和認識，只提供了2007年南方巡演的畫面和聲音作為他的發言。

     在影片中回顧15年前香港紅磡的演出，會令人恍惚：所謂「搖滾中國樂勢力」，是當真存在過，還是一場夢？

     除了崔健，這些樂手如今只是默默地生存，曾經在台前的退到了台後，仍然留在台前的，大多時候也只重複著十多年前的老歌。「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受理想主義教育的，藝術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義上的，當理想主義沒有了的時候，那藝術他媽的就沒有了。」樂手陳勁和馬培的斷言。「當年他們是比電影、繪畫都牛的，現在反而是被扔到了最底下。」盛志民說，「唱片業毀了，他們只能靠演出。但是他們又貴。畢竟紅過，不願意將就，他們一般都希望有好的樂器、環境、調音師，這都要花錢。這樣的狀況其實二十多年過去還是一樣：最賺錢的方式是拿一盤伴奏帶，一個人就來了；你一來六個人，演出商得管六個人的吃住、樂器、調音師…小地方做不起，大地方演出也沒那麼賺錢。」

     竇唯稍顯例外，他離開搖滾樂轉向新的音樂類型，在南方，200元一場的演出他也願意去，他認為自己應該走動著、演著。這樣的價錢，常人一定難以置信。

      2008年秋天，崔健在北京工體的演出，變成了懷舊歌曲大聯唱，變成所有人感動自己和懷念自己青春的一個活動。那情形看起來跟羅大佑、周華健的演唱會沒什麼不同。「跟他自己真正要表達的東西沒有關係了，在他的新歌裡他要說的話，已經沒有人要聽。」盛志民說。

     崔健多年來獨自為「真唱」搖旗呐喊，正是為歌者身後的樂手爭取權利，但市場始終鍾情廉價的伴奏帶方式。這位「中國搖滾樂教父」很清楚，市場並不那麼需要搖滾樂。「搖滾樂的審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國的歷史裡邊就不是美。」崔健說，「這是幾百億中國人—不是一代人，一代領導—幾百億中國人的文化思維方式。」

     樂評人金兆鈞在1993年就說過：「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的浪漫主義，不是現實的批判的搖滾精神。為什麼呢？中國人剛剛開始掙錢。如果中國沒有大的變化，老百姓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先追求錢。追求錢的過程中，人們不會過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這個剛剛開始掙錢的時期顯然很長，遠未結束。

     在北京一個汽車交易市場，小珂的父母開了一間汽車用品店，安靜地過著兩個人的日子。一個短暫的、不平靜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他們經歷過巨大的磨難，但像很多人一樣，從他們平淡的臉上，你什麼也看不出來。

     影片的最後一個受訪者—在北京排練場打工的17歲小孩面對鏡頭，語言中充滿了各種商業的辭彙，合約，宣傳，彩鈴，版權，獨家。他似乎已經適應了目前的商業環境，回到熟悉的家鄉，他跟兒時的夥伴一起來到秘密場所，抱著吉他，充滿虔誠地用粵語合唱了Beyond的《真的愛你》，他用不標準的普通話強調： 我要學習他們的精神，做更主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