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影視人（本文引用至「明星製造聯盟」）

埃莉斯．多梅納克是法國里昂人文社會高等師範學院的電影教授，任《正片》刊物編委會成員，並於《精神》刊物上發表關於電影的哲學文論。

埃莉斯．多梅納克（以下簡稱「埃」）：《扎賚諾爾》是你的第二部長片。你二十九歲時就已經導演了2007年的《馬烏甲》（中國獨立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和2004年的動畫短片《采薇》。作為一名導演，你表現出了令人驚異的多樣性。從動畫片到家庭情節劇（現實主義風格拍攝），再到發生在內蒙古大煤礦中表現主義風格的公路片，哪個才是你呢？紀錄片導演？動畫導演還是劇情片導演？

趙曄（以下簡稱「趙」）：我從未認為自己的電影與眾不同，也可能是我不曾意識到這一點吧。它們對我來說是具有連續性的，它們都非常個人化，都同樣努力地表達自我。

埃：你如何與攝影師張乙合作？

趙：拍電影之前我學的是藝術，專攻繪畫藝術。我出生於北京，然後遷到南方。在那裡，我非常幸運地上了一所美術高中，所以我對風景一直都很敏感。攝影對我來說是一種天賦。高中畢業後我於2004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主修動畫，這種形象化的藝術訓練對我來說是特別重要的，當我準備自己的電影時，會把腦海中想像的畫面在筆記本上描繪出來。在實拍之前，我幾乎畫出了每個鏡頭的草圖。我就用這些繪畫去跟我的攝影師溝通，例如色彩、燈光等方面。就《扎賚諾爾》而言，我們在拍攝時做出了許多變動，這主要是因為惡劣的工作條件。拍攝持續了六十天，在冬天，天氣難以置信的冷（通常是零下四十度）。這對劇組成員和演員來說都是非常艱苦的。我們拍了很多次。之後的剪輯是至關重要的。每個鏡頭平均拍了二十次，這主要因為演員都是非職業演員。他們需要一些時間來體會角色的心境，並用只言片語來表達他們的情感。我們拍了很多次，讓演員達到他們的最佳狀態，有時也是為了等待合適的光線。

埃：張乙跟其他中國導演有過合作嗎？

趙：他跟其他導演拍過一些短片，不過《扎賚諾爾》是他的第一部長片作品。我們是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的同學。

埃：電影所關注的是一種父子般的師徒情誼，這種關係是戲劇化的，就此而言影片虛構成分也很高。但它同樣是一部令人驚異的關於中國東北的紀錄片。影片開始於運煤火車的駕駛室，最後以一個美麗的長（移動）鏡頭結束於扎賚諾爾的工業景觀。你對內蒙古，對煤炭工業的興趣由何而來？你跟扎賚諾爾這個地方有什麼個人關聯嗎？

趙：沒有。兩年前，我想要拍一部關於送別的電影。我並不太確定自己要拍些什麼，直到去年，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扎賚諾爾的照片時，我立刻豁然開朗，決定去當地拍些照片。我在扎賚諾爾寫了一個十頁的故事，拍了幾百張照片，然後拿著它們去見崔紅（我的製片人）。

埃：送別這一主題在你的電影中具有幾個層面上的意義，既是個人層面上的，也是經濟層面上的…

趙：當然了。這個主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它既指向個人的過往與歷史，也指向中國工業版圖中的一個省，以及兩者之間的互相聯繫。於是，第一次我自己去了扎賚諾爾，拍了些照片。然後我開始找演員。我一直希望某天能跟劉遠生合作（青年的扮演者），他是我一個學戲劇藝術的朋友。接下來我設法去找扮演年長者的演員，劉遠生把他的叔叔李治中介紹給我（他住在哈爾濱）。他的面孔令人印象深刻，我立即就喜歡上了他。他的生活非常艱苦，他還有一個秘密。我認為這應該在電影中表現出來，讓他把自己的秘密帶入角色之中。之後，我和我的攝影師、演員一起重返扎賚諾爾，拍了更多照片。我最後一次回扎賚諾爾就是上個冬天拍電影時了。整個項目開始於2008年1月，結束於…也就是我們在釜山放映幾天前吧。這部電影用了不到一年時間，我是非常幸運的。

埃：這種師徒關係的表現有沒有受到什麼文學作品影響？或是來自你的個人經驗？

趙：我想它是出自我的個人經驗吧。

埃：毫無疑問，是賈樟柯讓西方觀眾領略到了工業景觀和荒蕪大地，還有失落的生命。賈樟柯對你有影響嗎？

趙：有些人告訴我，我的電影讓他們想到《三峽好人》。事實上，賈樟柯的電影的驅動力來自現實主義，我感覺與此非常不同。我希望與拍攝物件保持距離，通過一種非常中立的方式來拍攝。

埃：你在刻意壓制敍事。我們知道每年中國煤礦都會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故，而你在規避這樣的情節，為什麼？

趙：是的，因為實際上我是反現實主義的。

埃：王兵的《鐵西區》呢？

趙：抱歉，我沒看過他的作品。

埃：你是如何處理聲音與音樂的？

趙：音樂很重要。事實上是崔紅介紹我認識的林朝陽，他是一位成功的中國作曲家。他非常具有創造力。

埃：你在後期對畫面作過修改嗎，有沒有用特效？

趙：我有三個截然不同的計畫。我還沒有決定去拍哪個。

《扎賚諾爾》影片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