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林柏勛／採訪整理】

（本文轉載自2009/08/30旺報）

台灣知名導演陳國富2006年受邀擔任中國最大民營片廠華誼兄弟影業的藝術總監，在這幾年監製出幾部重要的大陸電影《可可西里》、《天下無賊》、《非誠勿擾》、《集結號》等，成為中國電影產業轉型的先鋒角色。本期文化周報專訪陳國富，暢談大陸電影產業、兩岸電影交流，以及他自己的角色。

Q：當時出於什麼樣的機緣去大陸發展？

A：我其實很怕人家以為我是為了「尋找新天地」而去大陸工作。我沒那種動力，也沒有那個膽識。從2000年開始，我與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合作，工作範圍涵蓋華語電影的製作，所以有很多工作是跟大陸有關的，常常必須去開會。也因此有機緣在那邊認識很多朋友，因為你要在那邊拍攝、監製、投資，就會建立起一些關係和友誼。等到哥倫比亞亞洲策略改變，並結束香港分公司後，華誼就找我做management（管理），但我的個性不適合，所以他們弄出一個「監製」的制度。

Q：當時中國電影界有何吸引你的地方，有著什麼樣的挑戰？

A：中國電影當時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完全的「不專業」（笑）。因為它是在短時間之內從國營轉成民營，大約在2003或是2004年，才開放「發行」可以私營，而過去都是要跟「國營廠」掛勾，你才能搞發行。所以這方面的know-how不能說是落後，而是根本沒有。在過去國營時代發行就是「賣拷貝」，拍完一部電影以後，把各地搞戲院的人聚在一起，然後大家就訂拷貝。它是算一支拷貝多少錢，而不是算票房的。開放民營代表你要與戲院分贓，你需要有marketing（行銷）、distribution （發行），但是他們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我自己也不能算專業，我只是個導演，但在他們那種近乎零的條件下，只要多懂什麼都是一種加分。

Q：可否說明一下你在華誼兄弟的監製角色？

A：以往，國營廠的政治領導就必然是電影監製，所以片頭就出現很多監製。好萊塢其實也有很多虛的監製。問題是，你總要有真正幹活的監製。雖然我不是專業，但是我有一些經驗，我有強烈的直覺，我懂創作，所以就開始嘗試。其實能稱得上是片廠的還是那些國營的，譬如說北京電影製片廠，現在變成中影了。民營的就只能叫做影視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華誼兄弟。華誼從是1995年就開始了，在大陸算是經營許久，一開始是廣告公司、經紀公司，偶爾投資電影，現在變成一個全方位的娛樂集團。他們每年也會製作500到800小時的電視劇。

Q：作為一個台灣人，卻在大陸電影界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您有沒有什麼衝突需要克服的？

A：我覺得相互的信任是由情感建立起來的。在哥倫比亞時期合作的時候，雙方就建立起了信任感。此外，他們看得到我作的東西，不論是導演還是監製。而且我自己是導演，和導演溝通比較容易。

Q：對這幾年中國電影業，你有什麼樣總體的評價？

A：各方面可以說是突飛猛進。而且這很符合經濟規律，也就是說當收益的誘因大到一定程度，就會吸引各種人才進入。譬如說台灣20年來電影產業的悲慘局面，你會想為何那些會把廣告、電視做得如此好的人，為什麼不會來拍電影？原因就是電影的油水太少，但是反過來講，你來了油水就會變多，例如《海角七號》。一開始大陸電影市場急速擴大，主要是因為電影院的增加。中國電影市場的商機很早就出現，例如香港或韓國在前幾年就紛紛開始投資豪華戲院。很多大陸觀眾去電影院，不是為了電影本身，而是去享受「戲院」。過去三年，戲院廳數增加的數目每年都超過30%；而隨著戲院的增加，電影票房也迅速增長。今年可能還會增加一千多個戲院放映廳。現在是進入電影產業的戰國時期，因為大家都有攻城掠地、割地為王的意識，也都知道這塊餅大概會有多大。但是他們沒有市場機制與遊戲規則。譬如說每一部戲，如何判斷它的投資規模或是公關宣傳應該做到什麼程度，還沒有一套可以依據的數據可以參考。

Q：為什麼電視、音樂很多人才過去，但是電影圈就沒有？

A：應該這樣子說，台灣的電視影響大陸很深，尤其是瓊瑤時期，台灣帶去了很多電視的高級技術人員，尤其是攝影師、化妝、演員，這讓大陸電視圈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但是電影的要求跟電視的很不一樣，電影拍攝的技術提升了，而台灣在這方面就沒有優勢了。

Q：你擔不擔心台灣電影產業落後？

A：這已經發生了，只有編劇算是另類的優勢。台灣娛樂業最強的是造星的能力。雖然唱片業衰微，但是他們把造星這一塊的標準程序做了起來。這一部分大陸還在努力複製，到如今他們還是仰望著。不過，在電影產業，不要先說一開始就要突破什麼，只要把最好的東西集合起來就好。現在台灣有很多好的東西都一直在產生，也有共同的電影語言。譬如說《九降風》、《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或者冷門一點的如《停車》。但是我們往回追溯，侯孝賢、蔡明亮等導演的作品反而沒有這樣的共通性。

Q：大陸影片在台灣的市場是有潛力的嗎?《非誠勿擾》在台灣上映會不會有隔閡？

A：我們不用認為大陸電影會形成一個商業力量。把它當作文化交流就可以了。不過我認為隔閡還是很大，根據我的標準，《非誠勿擾》節奏上稍嫌緩慢沉悶。但是還是很多人覺得好看。我不懂原因，如同我們也不知道為何《海角七號》會賣成這樣，也許有的時候觀眾就是需要某些東西可以撫慰他，這是一種化學作用，不能用劇情或故事解釋。這是一個謎，這個謎你也可以永遠不用去戳破。最主要的議題還是愛情，是顛撲不破的終極命題。葛優的角色是一種淡薄人生的形象，追一個女孩子追成這樣還追不到，但他卻在莫名其妙的機會下抱得美人歸。這觸及了大陸的集體神經，譬如「海歸派」的問題，以及如何找到最自在生活的態度，這都是目前中產階級的焦慮。由於審查制度，有很多現實問題都不能直接表現，不過馮小剛一直都在試圖處理社會現實的問題，甚至 《集結號》也是有這個企圖。

Q：你的新作《風聲》九月底將上映。這部片是以大陸市場為主要考量嗎？

A：是的，但這是不管在哪裡我都會有興趣的片。這是一個很類型的故事，我以前拍的《只要為你活一天》也有一點近似類型片，但當時我只是把自己喜歡的懸疑東西加在文藝愛情片裡。《風聲》就是非常徹頭徹尾的懸疑電影，這是華語電影少見的題材，跟我當時拍《雙瞳》的心情很像。此外這個類型可以把人的力量挖得很深。如果你今天是要拍攝槍戰或是武俠片，你有很多要突顯的東西會被這些包裝給稀釋掉，但懸疑驚悚的題材，可以讓我們挖掘出人性中的脆弱和力量。

Q：這今年六、七月，正好是兩岸電影節，而台北電影節中也有中國專題。你覺得未來在台灣，會有更多中國電影上映嗎？

A：很多香港電影人帶著香港概念，去拍了中國電影，所以香港概念的電影都已經消失了，除了杜琪峰、洪浩翔等。當然台灣也可以抗拒這個可能，但是除非台灣能夠自己生產更多的《海角七號》，否則會很悲哀，因為電影本身也是一個文化載體，如果只能看好萊塢也是一件很令人崩潰的事情。

Q：如何看待你自己與台灣電影界的角色？

A：很多圈內人不知道，我其實經常回來台灣，讓自己覺得自己並沒有離開台灣，因此我對台灣的資訊還是比較暢通的，譬如說和很多青年創作者碰面、保持聯繫，讓我的腦袋還是有一塊專門留給台灣的。雖然他暫時跟我的工作沒有關係，但是我覺得說不定有一天就會跑出來，有個契機在那裡，一年前我覺得這個契機不知道在哪裡，但現在我卻覺得已經很接近了。

Q：你會如何站在現在的位置上來促進兩岸的電影交流？

A：我不會拿台灣的電影過去推銷，因為這不是賣柳丁。如果我這樣做，我得要解釋這個品種的柳丁有何不一樣。我要做一個新的品種出來，把這邊的園藝專家請到大陸去種植新的品種。這樣做有兩點，第一、更符合效益。第二、會生根結果。另外，我不會太積極引介大陸影片，但是《風聲》的話我就會積極推介，不是因為是我的作品，而是因為這個作品的突破力量是非常厚實的，這個類型是非常共通的，譬如說《雙瞳》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是第一名，那是台灣很久都沒出現的成果，現在也沒有。

Q：香港作家梁文道說，他們這一代是最後一代的香港文化人，已經不能不看重中國了。你認為台灣呢？

A：就算一半的香港人去大陸，還是有香港人，在那個半島生成的就是香港人，譬如台灣四面環海基本上就決定了我們的性格，就可以出現很多《海角七號》。我不認為台灣會變成香港或新加坡，台灣文化的主體性還是有的，只是在電影這一塊能否展現作為，這是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