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海平（本片導演）

獨立拍攝一部關於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是一次偶然的機遇。

三年前，正籌畫拍一系列關於世界著名導演的紀錄片，由於我們跟義大利的特殊關係，而偏愛安東尼奧尼，因為他是迄今為止仍健在的大師，更是緣由他與中國的緣分。

他的資料一點點在電腦螢幕上打開，但少的可憐，時空隔絕，我們已無從獲知更多具體細節。費勁千辛萬苦得到他的私人號碼與地址，好像大師近在眼前。由於語言習慣不同，我們請一位義大利朋友替我們打電話，接電話的是夫人，安東尼奧尼十幾年前中風，只能講簡單的話語，夫人成為代言。

「我們是從中國打來的，想同大師說話。」

「你的義大利語講的太好了」夫人回應。

「不，不，我是義大利人，在中國。我的朋友想同大師說話，他們想在義大利拍攝大師。」

「中國」！也許對方只要聽到這兩個字，心裡肯定不會平靜。

當時只有二十歲的恩麗卡，作為安東尼奧尼的助手，同安東尼奧尼一起來中國拍攝了一部名為《中國》的紀錄片。來中國前的四個月他們剛剛認識。

「我當時是一個學生。」夫人在後來我們對她的採訪中講述了她與安東尼奧尼相識的過程。

「我是1972年1月認識米開朗基羅的，5月他邀請我去中國。命運安排我去中國。我記得我和他的第一次旅行，去薩丁島，他的家。他邀請我去的，為了慶祝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2月25日，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他將我介紹給他的朋友，這需要勇氣，比去中國還需要勇氣，因為我比他小40歲。他邀請我到了他那個在薩丁島的美妙的家。有他的前妻，還有卡羅迪卡羅，還有我，總共4個人，這個旅行對我對他都非常重要。此時他剛從RAI（義大利國家電視臺）那兒接到邀請要去中國。他跟前妻雷蒂傑和卡羅商量，想得到建議：『我是去還是不去？』如果我去，我該做什麼，我會去哪兒，我想讓大家看什麼？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片子。我不想做一個政治影片，他說：『因為我不是政治家，我是一個導演。很簡單我只是想展示中國，共產主義國家，想去那些別人從未到過的地方，中國是那麼的廣闊。我想讓大家看到日常生活。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毛澤東思想的國家，是有序的，儘管貧窮』。當他決定時，他用了3個月從2月到5月同中國官方，同RAI討論。之後我們到了中國還再進行討論。到中國後，就在賓館裡關了四天討論。他想去以往任何外國人從未去過的地方，所以我們去了那個小縣城-河南林縣。那是不允許的，中國權利機構說不建議我們去，說那兒不通火車，沒有酒店，無法招待你們。因為中國權利機構不想讓我們看到貧窮的生活，是個小村莊。但還是讓我們去了，我們去了以往外國人從未去過的地方」。

「中國是我們的蜜月旅行」夫人幸福地回憶到。

「中國之行，我媽媽說過：是我們的蜜月旅行。中國之後，我們到這兒，住在了一起。以前我們沒有住在一起。我那時年輕，漂亮，花枝招展。而他是個大導演，我不想和他住在一起。我甚至不想住在羅馬，我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兒。但中國之後，我們住在這兒了。」

1972年，中國希望向世界宣傳自己，從一群西方導演中選擇了安東尼奧尼來拍攝一部關於這個偉大、神秘的國度的紀錄片。

非常巧合的是現任義大利駐華大使的孟凱帝，作為當時義大利駐華使館的一等秘書。陪同了安東尼奧尼在北京的拍攝，見證了這段重要的歷史。

「我們在王府井拍攝時，周恩來將自己的紅旗車借給我們當攝影車。我們拍攝時，許多中國人把頭伸進來看，我們就在裡面把他們的頭往外推。第二天紅旗車沒有了。周恩來派人開到機場接外賓去了。」

「我並且陪他們去了中阿公社、天壇拍攝。」

在當時這是件中意之間的大事。但僅在一年後，一切發生了變化。

1974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段》-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的文章。

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了一個多月，到過6座城市。

在我們看到的報導中都說他在中國待了22天，去了北京、河南林縣、南京、蘇州、上海，最主要地是指他們在影片裡反映的5座城市。22天也只是他們的工作時間。

攝影師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裏回憶道：「我們乘飛機到了香港，兩天時間在香港，之後改乘火車。我已對中國有了初步的感受，因為香港有些許中國的感覺。之後這個小火車帶著我們從香港到了中國境內的一個小地方，我想是邊境。邊境上有座橋，一座木橋。火車上中國人正在做著短途的旅行，有雞籠、雞、大包小包，人們很單純。這讓我覺得很親切，我很喜歡。我們到了橋這邊，我們看到橋那邊有英國人，英式打扮的英國人。另一邊則是中國的士兵，一排排都是士兵。這座橋一方是西方的世界一方是軍隊，來往的人都有證件，所以這很自然。我扛起機器，裝上膠片，想開始拍。安東尼奧尼說：『不，不要拍』。我問為什麼不拍，他說：『我們先理解，先準備理解，然後我們再拍』。這樣我就沒拍了。我們從廣州乘上飛機去了北京。」

安東尼奧尼大師的一句話，《中國》裡就少了一座城市。

到北京之後，他們就住在京西賓館。安東尼奧尼打開一張中國地圖，指出了要拍攝的地點。

「我想像的影像，那些占多數的是童話般的影像：黃色河流，藍色沙漠，有好多鹽的地方並用鹽蓋房子和鋪路，所有的都是白色的，沙漠，動物象形的山巒，農民身著童話般的衣服。」

當時安東尼奧尼滿腦子都是這樣的想法。

在那個年代，跑到那些地方拍上半年時間，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在賓館呆了近一個星期，北京的一個賓館，因為要決定去哪里拍。那個時候中國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拍攝，需要許可。安東尼奧尼討論想去的地方，他們不讓去，改成其他地方，這樣我們過了一個星期。我還記得一個中國人很可愛。趁著我們討論時，我不常在，總是安東尼奧尼談論他該去哪兒拍攝影片，那個人總是在看我們的護照。我們將護照交給他，他一直在看我們的護照。安東尼奧尼討論時，我只能看著。」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裏似乎能記起在中國看到的一切。

「有一天我從電影院回來，家裡人告訴我的，安東尼奧尼打電話給我妻子。安東尼奧尼在當時的電影界就像個上帝，他致力於此很多年，在當時確實是個偉大的導演。我不相信他會打電話給我，我是想說，我沒想到能和安東尼奧尼一起工作。」

盧奇亞諾．都沃裏在當時是一位新銳攝影師，他因手持電影攝影機拍攝了一部紀錄片而引起廣泛關注，這在當時是前衛的和不可想像的。

盧奇亞諾．都沃裏推測是不是安東尼奧尼看了他這部特別的紀錄片而選中了他，至今他也不知道。他從來也沒有問過安東尼奧尼。

盧奇亞諾．都沃裏從中國回去以後緊接著連拍了兩部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職業：記者》、《奧布瓦爾德的秘密》，後來他自己又當了導演。最近在中國上映的轟動一時的影片《遷徙的鳥》他就是掌機人之一。

2004年8月，我和我愛人我們倆去了義大利。她是十幾年前去義大利留學，有很重的義大利情結。

到羅馬時，已是黃昏。千年古城羅馬，儼然一座開放的大博物館。整個歷史中心沒有一幢現代建築。行走期間，時光倒流，好象一拐彎，人群中就能看到愷撒大帝。

我們住的酒店極其古典，古典到了沒有電梯，沒有電話，沒有電視，僅僅只有電燈。傢俱是我們只在電影裏才能看到的那種古典傢俱。

我們把笨重的行李與器材搬到三樓房間，其實搬了五層（層高很大），已是累極了。

拍到安東尼奧尼已是十幾天以後的威尼斯電影節。

9月11日的清晨，我們準備好一切，因為這麼久以來，我們畢竟是第一位中國人去採訪他。終於按時地在中午12：00以前，我們踏入了酒店大堂。夫人也很重視這次訪問，她覺得在客房裡採訪不禮貌，建議找一個大的空間，她希望我們與酒店協調。酒店經理很是幫忙，借給我們豪華的皇帝宮，用於採訪。

當座椅擺好，腳架支上，我們正在準備設備，也在準備狀態時，發現安東尼奧尼就在身後。我們的心頭悸過一絲匆忙，一絲慌亂。拎著機器就走向他。他的眼中噙滿淚水。

「我來是想問候您！」

他牽住我愛人的手，使勁搖。想說，想說，有千言萬語想對她說。我愛人拿出了兒時的照片。他在32年後的今天又看到了他當年拍攝的中國山區和同一時代，當年2歲的娃娃現在已34歲了。他大哭起來。我們兩個人的情緒在這一刻都很失控，但使周圍的人深受感動。為使大家的情緒平定，助手建議喝杯咖啡，也使我們有時間從情緒中出來，細細地觀察一下他。

記得兩年前，他出席為他準備的90華誕的回顧展時，著深色西服。而今天，他在我面前時，穿了一件淺色襯衫。已經滿頭銀絲，歲月在臉上留下了蒼老，但沒有疲憊。他的年齡不由得你不尊敬，把他有別於常人。他是劃時代的，也是神化了的。助手提醒我不要拍攝輪椅，我當然能夠理解。老人還能行走，只是身邊的人怕他勞累，現在以輪椅代步。一時間又覺得，他與人生離得又是這麼近。藝術的驕子，與世紀同長，但擋不住疾病的折磨。但靈魂之光使他具備了毅力與耐性，之後的《雲上的日子》、《愛神》還使現在的我們能夠流覽大師的手筆。

窗前，逆光下，一位老者。雋永與孤獨，力量與脆弱。看著他，任時間流逝，我與他的歷史重疊。他看著我，因為回憶，他哭了。我看著他，因為尊敬，我哭了。他象一尊神，與他的藝術重疊。

是周圍的人提醒了我們，準備開始採訪。但安東尼奧尼仍一再提醒夫人看我愛人兒時的照片，夫人又哭了。她說：「你們讓我哭」。她的思緒也被帶到了芳華時代，與電影大師一同來中國拍攝時的情景。

我說：「照片是送安東尼奧尼大師的。而我也帶來了送您的禮物，我們自己設計的胸針。」

「你來給我戴。」

儘管手仍在顫抖，當我愛人細心地給她戴好時，我發現夫人在會心地看著我們。我們開始了輕鬆又正式的訪問。夫人代安東尼奧尼回答問題，有些問題她也闡明了是自己的觀點。就這樣訪問成功地完成了。夫人也很感懷，相約羅馬再見。

返回羅馬途中，我們去了嚴謹而美麗的費拉拉。在這座始拍《波河上的人們》，又曾作為《雲上的日子》的外景地，安東尼奧尼的誕生之城。在街頭巷尾，在老人與年輕人的口中，我聽他們講述著安東尼奧尼。之後才得知安東尼奧尼與夫人也去了。在埃斯滕塞城堡右轉，有安東尼奧尼博物館。

到羅馬後的十餘天，夫人在電話中說我們可以來家裡坐坐。我們沿著台伯河岸北行，在壯觀的法國大橋之後，繞行幾曲街巷，我來到了安東尼奧尼的家。他住在頂樓，羅馬的樓層不高，但從他家的窗戶能看到最美的台伯河風景。有山的氣概，有湖的開闊，更有憑欄遠眺的心情。

當推門進去時，安東尼奧尼正在畫畫。這是他的下午時光，安靜平和。享受生活而又在藝術創作。夫人讓我看窗、看風景，並讓我看了安東尼奧尼心中的風景—他的畫作。有些畫頗有幾許中國畫的意境。當他那邊的畫作完成一部分之後，我們湊前觀看，色彩很鮮亮，這副畫有些現代派的意思。夫人又想起來了，她從閣樓上取下新近德國出版的安東尼奧尼的傳記。她對安東尼奧尼說：「送給他們吧，你寫幾個字。安東尼奧尼便欣然地用左手為我畫了個圖案，其中將M（MICHELANGELO他的姓）蘊涵在其中。夫人笑了「他將名字都畫在裡面了，那我也來寫點什麼。」

夫人寫了一段祝福的話語，我獲贈了一本極其珍貴的書。

我問他「您想回中國嗎？」

「我們一起走，趕快！」他說。

一段這樣的下午時光，一段人生不同尋常的經歷，真不想告別，但離別在即。我們又都哭了。他牽我們的手慢慢放下，轉過去，低下頭，隨後有一聲歎息。而我們已經淚流滿面。夫人和助手也都哭了。走了，走了，否則大家又都哭個不停。我回望了一下安東尼奧尼，又看著送我們的夫人。她用對待小朋友的手勢，悄悄地與我們揮手，慢慢地掩門，邊揮手邊掩門。她將這份美好的感受，溫馨的回憶都留在了這座房裡。

我再次走到法國大橋上，看夕陽將橋杆全部照亮，染成金黃。輝光下，羅馬的象徵：母狼與孩子顯得無比壯觀。台伯河水從中貫出，流向遠方。我們在橋上踱步轉身，讓情與水貼近，讓心與天齊高，讓自己完全舒展地傾浸在至高的藝術氛圍中。

回到中國後，義大利使館的朋友告之11月底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如期舉行，屆時將放映《中國》。

開幕當天，大使親自出席。他說「這是我第二次在中國見到安東尼奧尼，第一次是遙遠的1972年。」

第三天下午放映《中國》，這是32年後遲到的首映，安東尼奧尼沒有來，只有好友卡羅迪卡羅帶來了由夫人執筆的一封信：

「1972年，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非常激動地接受了來華拍攝紀錄片的邀請。這幾天北京正在舉行他的電影回顧展映，包括完成了30年後才放映的《中國》。我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了同樣的激動。他對你們偉大國家自始至終的愛和尊敬可在影片的畫面上看到。當他得知中國的觀眾不能觀看這部影片時他感到非常痛苦。這個等待很長，但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而拍攝的《中國》，今天能在北京放映，於是給了他巨大的滿足，讓他感到了徹底的安心。米開朗基羅感到這表明了中國巨大的開放與變化，他並想借此機會表達他的感情，他祝願這部影片儘快與全中國的觀眾見面。米開朗基羅很遺憾不能來這裡與大家相會，但卡羅迪卡羅將代表我們向義大利大使館和富有盛望的北京電影學院致意，是他們組織了他的作品的回顧展映。卡羅將代表我們給中國電影人與電影學院的學生們一個快樂的擁抱。」

「這段歷史對中國人來說比義大利人更重要。文化參贊郗士這樣評價道。

此時此刻在台伯河邊一幢公寓頂樓，靠窗的桌前，安東尼奧尼正在專心繪畫。這些年繪畫成為他的藝術創作。他的又一次跟電影一樣的靈魂之旅，對期待很久的放映而全然不知。

新年的鐘聲送來了2005年，我們也在積極準備今年的工作，新的一年，我們多了一份對安東尼奧尼與《中國》的感悟。

我們翻譯了他的著作，安東尼奧尼不僅是電影大師，也是紀錄片大師，他對紀錄片的闡述，獨特而又實用。

「紀錄片是可以擺拍的，我們很難相信，一部沒有擺拍的紀錄片有多少真實性。」

「真實背後還有真實，迴圈至無窮。」這句被紀錄片工作者推崇的名言。

轉眼到了四月，羅馬最美的季節。羅馬著名的少女噴泉，流傳著美麗的傳說：誰背對噴泉，把手中的硬幣投到水中，誰將重返羅馬。

上次我們到羅馬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少女噴泉。把手中硬幣投入水中，祈望重返羅馬。今天我們又來到她的面前，遊人如織，泉水清碧。一切是那麼美好，我們內心再次感謝命運的如此安排。

當卡羅迪卡羅，安東尼奧尼的策展人和一生的好友告訴我安東尼奧尼的近況時，邀請我們看一個放映儀式。他說恩麗卡剛剛完成一部紀錄片：「她自己拍的，誰也沒告訴，我也和你們一樣第一次看，星期四晚上見」。

我們充滿了好奇，星期四晚上的放映廳全是安東尼奧尼的摯友親朋，都來向他們夫婦致以敬意。恩麗卡在那兒，依舊美麗嫵媚。

「你好，恩麗卡，衷心祝賀」。

她的眼睛一亮，我們這兩個遠道而來的朋友帶給她莫大的驚喜。她向周圍的朋友介紹我們，當攝像機對著她時，她雀躍，並調皮地沖攝像機扮鬼臉。

我們和她和著成百上千的觀眾等著大師的到來。每次見大師前我都會緊張，當他一出現我又感到時間靜止了。仿佛任人群湧動，唯有你我對話。

銀幕上放著恩麗卡拍攝的紀錄片《和米開朗基羅在一起》，隨著高亢的音樂，我們的感觸隨著恩麗卡的愛起伏。她敍述的是他們的生活，有他和她還有他的繪畫。當我的攝像機從銀幕移向大師的時候，他的目光總是注視著銀幕。突然他的淚水流了出來，他用手指擦拭著，四周是霧一般的光線，他的銀髮，他的神情，他的淚水，那真是一部電影。

第二週的週日是羅馬藝術紀錄片節的閉幕式，我們驚喜地看到恩麗卡從人群中走來。向她招招手，恩麗卡又調皮地對著攝像機說：「你好，北京，你好嗎」。她為最佳音樂獎頒獎，組委會並一再感謝她的獻禮影片。我們相約週二見面。

週二我們又一次拜訪了安東尼奧尼的家。第二天的晚上我們就要回國了，那是他用一生愛著的國家-中國。此時此刻我們都很珍視這一次的重逢。

夫人禮貌地將電話、手機關掉，開始接受我們的採訪。但這次是兩個女人間的輕鬆交談，談得最多的是愛情。

她談到第一次中國之行，那次有著深遠意義的旅行，也成就了他們的愛情。從中國回來他們就住在一起，一住就是三十三年。

我們談到了恩麗卡所拍的《和米開朗基羅在一起》，其中能感到愛的力量。一對藝術夫妻，並是堅強的伴侶。

在紀錄片中她敍事的過程正好與我們的生活軌跡吻合，使我備感溫馨。他們一路驅車去出席2004年5月的戛納電影節，而那時我正在戛納拍攝。8月他們在特萊維山城的家中度假時，我們正同他們聯繫著拍攝。9月的威尼斯電影節是我們正式採訪他們，感人的場面，深深地印在我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之後我們不約而同地都去了費拉拉-安東尼奧尼的故鄉。之後又在羅馬相見，那日他正在畫畫。寧靜的家中，跳躍的是色彩，不浮躁是律動，是生活更是藝術。

安東尼奧尼在夫人和助手的攙扶下走了出來，夫人說：「你的朋友來看你了。」大師向我們兩個問好。

當我們說那日大師看恩麗卡的片子時都哭了，並用手指拭淚。恩麗卡很激動：「我要看你們拍的，他從不誇我能幹」。

恩麗卡很願再訪中國，她並想讓中國的觀眾看到安東尼奧尼大師的新作-他的繪畫，是他獻給久別重逢的朋友一份最好的禮物。

在拍完安東尼奧尼後，夫人對我的綠色攝影包很是喜歡，問我們下次能不能給她捎來一個，我說：「您喜歡就送給您吧，留作紀念。」夫人也不推辭，拿出一個黑色的攝影包，「我們交換，這可是安東尼奧尼的。」我心裡在想：「這可正是我需要的。」

我們從此有了一件大師的物品。

之後，我最樂意說這個攝影包是安東尼奧尼的，回應我的總是崇敬的目光。

在羅馬，我們每一天百感交集。只在第一天裡做過日記，後來的只是簡單地記錄日程，我想所有的感受會在一個恰當的日子，會如泉水般流注筆端。終於在羅馬豔陽高照的間隙，一段細雨撩撥的傍晚，我開始了寫作。

在七丘之城之丘，俯瞰羅馬。不覺個人的偉大，但覺個人的羸弱。願意傾身，化作一隻小鳥，盤旋於羅馬上空。

我們去了聖保祿教堂，它的回廊實在豔麗，簡直無法拍攝。而讓我喜極而泣的，是三泉教堂。那是保祿被砍頭時，頭在山坡上蹦了三蹦，便在觸地處，冒出三股泉水。這個故事讓我異常感動。趕到那兒時，正好六點鐘，堂門口關了。我直喊，希冀出現奇蹟。這時，身後，門吱吱地響，一位老神甫走了出來，我飛奔上去，直呼：「我們從遠方來」。他讓我們進去了，我在淚眼中凝視教堂，祈禱，叩拜，向她致意。老神甫靜靜地看著我，我們向他道謝後走了出來。

再一次來到聖彼得廣場，又為廊柱旁的聖泉拍下照片。它的涓涓細流，永遠滋潤著我。這是情結，更是熱愛，愈久彌堅。我更喜愛廣場中的噴泉，它輝煌澎湃，折射太陽的萬丈光芒。初到羅馬，覺得台伯河雄偉壯觀。而今，她親切地，就如門前流淌的小溪。仍讓我驚奇的是乾淨的海鷗，健碩地憑欄佇立，飛身翱翔，鳴叫於空，便覺得天上人間。

有遊客從我窗前經過，我似在畫中又在畫外。而我也像遊客一樣，又在羅馬街頭徜徉，並且決定走完歷史中心的每一條街巷。細細梳理她的每一根髮絲，細細梳理我與她千絲萬縷的情結。

我開始尋覓小店，給愛人買了兩副花團錦簇的耳環。在首飾街幾乎不能移步。獲贈了一枚古羅馬首飾和我的最愛，一柱羅馬的噴泉。羅馬有太多我的最愛，包括小貓小狗都曾是我的玩伴。可能充滿浪漫，可能因為愛情，連貓兒狗兒也都極其感性。沙皮狗短腿憨厚，絨絨球可愛至極。

我經過羅馬的四季，而這一季是與羅馬共度。當台伯河邊的梧桐樹葉隨風舞動，我們的衣著也變成了赭石、薑黃色，便浸入到了歐洲的濃重的色調中。羅馬濃重但不沉重，她滾動不息的是鼓鼓生活浪潮。

在羅馬，在這是個遊人鼎沸的季節。浮躁的陽光，喧鬧的人群，一刻間我對凝重羅馬的傾心變得無可捕捉。我讓慌亂的心靜下來，踏上匆匆步履的鼓點，漸漸地漸漸地，我從中世紀的幽城趕上了現代化的都市。羅馬，我心依舊。

羅馬沒有變化，她如同一面鏡子。每一次面對她，我們審視的是自己的內心。看著自己慢慢成熟，也越來越坦然，羅馬可以讓你舒懷，並且放曠。

曾在歷史中心住過的我，儼然是羅馬的主人。與咖啡店老闆、古董店店主，甚至賣肉的賣菜的，都一一打過招呼。而今我住的地方緊鄰阿庇亞古道，回想著古羅馬帝國繁榮時代，我有了一股領兵打仗的豪情。每當進城時都欣悅視野的清新開闊，心波蕩漾。羅馬，我留在了欣賞中。

拍了大師的許多素材，滿意之餘，總有不少遺憾。畢竟因為疾病失語，他不能說出他在中國的種種，特別是面對我們這兩個中國人，他肯定有更多的話要講。因為從來就沒有一個中國人去拍過他這個有著中國情結的義大利人。這個記錄了一段中國記錄空白歷史的義大利人。

回國的日子裡我們在想，下次應該怎麼拍，能找出一件中國的什麼東西，來引發他心靈深處的、傷感的、最溫柔的傾訴。

後來我們想到給他做一件唐裝，在王府井的瑞蚨祥看上了一匹紅色的織錦緞。

意外地在義大利大使館找到了難得的他在北京的工作照。趕在義大利人放假之前（通常是8月）去了義大利。

地中海的陽光變得刺眼，好在不是很熱很悶。和風習習，樹蔭與疏影處更象高秋。買了一個霜淇淋，當然是正宗的義大利手工霜淇淋，時時刻刻都會生活在最為美好的時光裡，時光也如同台伯河水從身旁流淌而過。

如約又叩開大師的家門。

夫人正在準備行裝。幾隻籃子裡，有的放衣物，有的放顏料畫筆。安東尼奧尼即使休假時，也每日不輟繪畫。義大利人就是這麼特別，即使身處喧鬧的都市，內心卻有一片寧靜的田園。安東尼奧尼的家更是這樣恬淡舒適。有一架子的玻璃器皿，不是工業化的，而是生活化的，就是造型別致的橄欖油瓶、果醋瓶洗乾淨後放置在那裡。窗臺牆角隨意地放著一些陶罐瓷器，傢俱的擺設也不那麼刻板。總之不經意間卻有一份細心，那是藝術家的眼光。

照片呈現在他眼前，他巨大的手微微顫抖。目光凝視之處，一張他從未見過的，他在天安門前拍攝時的照片。照片再次帶他回到中國，紅旗車上，一部攝影機面對廣場，他右手抬起，好象在說：「拍這裡，拍這裡。」中國的一切都是他想要極力表現的。

在日後，他的一篇題為《還有可能拍一部紀錄片嗎？》的文章裏寫到：

「這一次我也對自己許諾過要寫一部旅行日記，但這次也仍然沒有做。或許因為我的無序，工作中的瘋狂節奏（每天50個鏡頭），全新的影像把我淹沒了。也許更深的一個原因是如果我的筆記仍能保持著像筆記的話是困難的，對於我，擁有一個最終的想法關於現實的不斷變化的人民中國。想瞭解中國也許需要住上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在一次討論中，他指出如果誰在中國度過了一個月他感覺能寫一本書，幾個月後只能寫幾頁，幾年之後想什麼都不寫了。這是一個俏皮話，但證實了收集那個國家深層的真實是多麼地困難。」

「真實，自然地，是不容易的。比如用真實的方式表現是困難的。當我演講時我的姿態不可能完全真實，因為我用不同的方式說話或同朋友或同孩子們。但總可以說差不多真實的事情和發出差不多由衷的聲音」，革命作家魯迅曾對青年們說。我回來後回答了無休止的提問。我相信我從沒關於一個話題說過那麼多的話，因為我也試圖用這些方式讓我自己清楚。有時誰對我轉換一些問題，尤其是如果從未到過中國，他已有他自己的答案。我說這些不是嘲諷因為確實如此。那個遼闊的國家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是一個矛盾的標記。在我們這兒有一個「中國的誘惑」，就象馬爾羅筆下的人物Ling W.Y.，曾是一個「西方的誘惑」。從那個偉大的革命中得到啟發的政治運動，稱之為「中國」。還習慣用這個形容詞表明我經常碰到的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應該明確指出如果我正在講中國人是指廣東的還是在羅馬或巴黎的「中國人」。你們擁有的中國的概念基於書本，思想體系，政治信仰，沒有必要，去證明，做一個就像我有幸做的旅行。還有許多問題我不知如何直接回答。但在關於我的紀錄片的評論中有一個回報了我的這個艱難工作：「你讓我做了一次在中國的旅行」。那個是我想接受的。但我不敢說我成功了，也因為，在中國人中生活了5個星期，我也學會一些謙遜。「…經常思考一下你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是毛澤東寫給妻子的。這是一個對我們所有人都有用的指示。

「我也是，去之前，在我的腦子裡有一個中國的概念，不是都來源於新近出版的書，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毛澤東思想的辯論中。這個中國，實際上，我沒有遇到，但是也許有一刻當飛機在一個冷的有風的晚上到達北京時：巨大的四方形隊伍，男孩女孩們在機場的燈光下跳著唱著，如此地歡迎一位索馬里元首。好像童話般的還有河南的農民，中國中部，他們穿著白衣或黑衣。但這是例外。我看到的中國不是童話。是人類的風景，與我們的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是如此的具體和現代，是那些面孔直侵銀幕」。

另一張照片裡他太太（當時是他的助手），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前與攝影師、翻譯合影，斜靠在北京吉普車旁的她穿了一件中式服裝。

在一旁的夫人對安東尼奧尼說：「你看，你看，我多可愛呀，花一樣的年齡。」

時間匆匆流逝，一轉眼兩人已都是白髮。中國，是他們一生中到過的最美麗的地方。

安東尼奧尼來中國時，當時流行中山裝，他肯定不會想到，自己能有一天穿上中國唐裝。

紅色唐裝映入眼前，映紅了他的臉。手仔細撫摸，「很厚，熱」，勉強地他說出了這兩個字。

在西方人看來，絲綢應輕薄，可以迎風飛舞，才當屬上等。其實這件織錦緞唐裝屬上等中的上等。

穿上唐裝的安東尼奧尼很中國。

告別時我們約了下次見面的時間，那時我們會帶來一部關於他與中國的紀錄片。他也答應給我們當藝術顧問。《中國已遠》，這是我們這部紀錄片的片名。大概在四十年前，義大利另一著名導演拍了一部名為《中國已近》的電影，在當時，在他們看來，遠在萬里的中國，已近在咫尺。

但現在，中國已是離安東尼奧尼越來越遠的現實，《中國》也是離我們漸行漸遠的現實。

800年前，當馬可．波羅來到中國，這裡的文明程度曾讓他震驚。當時中國在各方面都極其發達。而在今天，任何一位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都會產生同馬可．波羅一樣的震驚。

任何一個紀錄工作者都不能否認，《中國》這部紀錄片對於他們在對紀錄片本體上的啟蒙作用。這不單單是技巧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觀念上的。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應該感謝安東尼奧尼，他是所有世界級大師中，唯一在中國拍過電影的人，這也使得我們得以看到大師概念表現中的中國，這是我們在一生中都看不到的，我們將從中受益匪淺。

在我們做完這一切的時候，我們可愛的孩子快出生了，「新的一代人」，我們似乎在想，他們會不會知道安東尼奧尼，和他拍的那個時代，安東尼奧尼以他的高壽，迎來了又一代人的出生。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做了這樣一件事情，從而影響著我們。

本文轉載至「海平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