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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症-與毒共存》Surviving Evil

文/李昭陽

 

         「7個死亡,3個得癌症,1個跳樓自殺」米糠油中毒事件約30年後,台中惠明盲校院長陳淑靜面對鏡頭回憶道,一個個悲痛的數字從她口中吐出,宛如利刀烙刻在心底。

 

         1979年彰化一家米糠油工廠因製程不當,造成多氯聯苯(PCBs)混入食用油中,使得兩千多名消費者中毒,這些消費者主要集中在台中神岡鄉、大雅鄉,彰化鹿港鎮、福興鄉,苗栗新竹的一些寺廟,還有台中惠明盲校師生。當時這些中毒者皮膚、指甲、眼眶都變黑,身體長出「氯痤瘡」的痘子,中毒懷孕的婦女甚至生出「黑嬰兒」,連帶影響下一代的健康狀況。

 

         1979年也是政治動盪的一年,「美麗島事件」在該年的國際人權日發生,為台灣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指標。同年,我出生於上述的米糠油中毒事件發生地之一彰化縣福興鄉。

 

         米糠油中毒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後近30年,出現一部紀錄片《油症與毒共存》,為紀錄片導演蔡崇隆規劃拍攝,紀錄追蹤30年前米糠油中毒事件的受害者現在的生活以及此事件對他們帶來的影響。蔡崇隆訪談的對象主要為惠明盲校畢業的學生,還有彰化福興鹿港一帶的受害家庭,他們操著我熟悉的「海口腔」,訴說這些年來油症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語氣中沒有太多抱怨,呈現的多是成長過程的苦澀與認命的態度。

 

         看著這部紀錄片,我腦海立即浮現一名國中同學「油黑」的身影及他滿是痘疤的臉,當時男同學們管他叫「歐郎」(黑人的台語)。據一名老師的說法,那名同學其實是中了毒,而非老祖宗是黑人,但這番說明對當時年幼的我們,壓根無法理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油症事件發生後30年,那名同學的名字我早已忘記,唯獨他異於常人的外表以及缺乏自信的態度令我印象深刻。「他們曾經有過快樂的童年嗎?」導演蔡崇隆在紀錄片的旁白問道,我對國中同學的印象似乎間接回應了這個問題。對於同樣在油症受害者集中地之一出生的我,不得不為自己還有家人捏一把冷汗,慶幸勤儉的母親當時沒發現這款價格低廉的食用油,否則我們的命運將有更多黑色陰影。

 

         油症事件發生後,台灣第一個消費者保護組織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食品衛生局及環保局,紛紛因此事件而成立。全國的消費者受惠了,但油症受害者卻仍活在毒性隨時侵害身體的痛苦中。早在台灣油症發生前11年,日本九州於1968年就曾爆發集體食用油中毒事件,當時台灣政府忙於政治鬥爭與經濟發展,並未從中得到警訊。2007年日本政府立法要協助這些油症受害者,而目前台灣的油症受害者只領有備受歧視的油症卡;更甚的是,多數油症受害者在缺乏訊息的基礎下,無法瞭解病症引發的身體病變與後代連帶的身體病症。

 

         油症事件發生30年了,公僕在大力向「未來發展」編列預算時,應該「回顧過去」慘痛的經驗,因為油症公害的遺害不只是過去式、現在式、更是未來式!

 

《油症與毒共存》及紀錄片的社會議題

         《油症與毒共存》導演蔡崇隆,曾拍過多部調查型社會紀錄片,如《島國殺人紀事》、「移民新娘三部曲」《我的強納威》、《黑仔討老婆》、《中國新娘在台灣》。政大法律系、輔大大傳所畢業的蔡崇隆,曾任自立早報、財訊雜誌記者,超視「調查報告」、民視「異言堂」專題記者、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目前蔡崇隆任教於中正大學及台南藝術大學,同時為紀錄片工作者。

 

         從法律轉念大眾傳播,最後擔任記者甚至拍紀錄片,蔡崇隆表示這些並非都是原有的計劃,而是順應學習和工作時的情況而為。他說:「大學時經常翹課看電影,或許是因為法律系的課程比較枯燥。讀輔大大傳所時,唸很多文化研究相關的書,對紀錄片的印象大概是從吳乙峰的《月亮的孩子》開始,不過當時並沒有特別想當導演。」

 

         由於擔任專題記者的經驗,蔡崇隆更認知到新聞報導一閃而過的屬性,也意識到很多報導都是捕風捉影的片面訊息,基於對真相與事實的探究欲望,他發現紀錄片是很好的工具,他表示:「拍『移民新娘』三部曲前,我是在作專題時接觸到這樣的題材,不過當時覺得電視報導完了就沒有了是很可惜的,另一方面我也會想,一些媒體報導移民新娘的的訊息都是負面的,但台灣人還是每年娶了很多外籍新娘,這是很矛盾的,所以會想要去追蹤瞭解。」

 

         為了進一步探究事件原貌,加上國中時對惠明盲校油症受害者的深刻印象,蔡崇隆在製作完公視《與毒共存惠明人》約20分鐘的電視播映後,向國藝會提出申請,獲得119萬補助款。蔡崇隆從20074月起和團隊進行為期一年的拍攝與後製。蔡崇隆透露,當時他領的錢與執行製作相同,他認為國內紀錄片工作者雖然得到不錯的社會對待,但在工資、版權、製作費用上並沒有獲得到一個同等的實質回饋。他更進一步指出,社會議題的紀錄片需要更多資源,比起其他實驗性或個人式紀錄片更為辛苦,也是為何台灣社會議題關注的紀錄片較少的原因。

 

         《油症與毒共存》一片獲得2008年「南方影展」首獎,並入圍今年六月份的台北電影節,已引起不少民眾迴響,並促成「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成立。對此蔡崇隆一方面樂見其成,另一方面也對日後對油症相關措施的發展持保留態度,他認為:「要有所改變,是要有很多結構性影響,需要很多人努力才能達成。」另一方面,蔡崇隆認為這部紀錄片不過是「油症」事件的冰山一角;當時他去日本作記錄時,發現日本已有很多這方面的書寫與醫學研究出現,他希望能激發更多人為油症事件及衍生的議題作紀錄。

 

         「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於4月底已獲內政部發文通知,並表示同意進行辦理。該協會成立目的是希望能對油症受害者及其後代的地位、權益和相關法案研究與訂定等作出貢獻。

 

多氯聯苯/多氯夫喃有多毒?

         1979年發生的「米糠油事件」,起因於彰化油脂公司利用多氯聯苯作為熱媒,卻因熱媒管腐蝕而滲入米糠油中,一般大眾因此普遍認為「米糠油事件」為多氯聯苯中毒。台大環醫系郭育良教授則於《油症與毒共存》紀錄片中指出:「米糠油中的多氯聯苯經過反覆加熱很多都變成多氯夫喃(PCDFs),而多氯夫喃是很類似(多氯)戴奧辛(DIOXINs),就是所謂的世紀之毒,所以很多毒性來自多氯夫喃(PCDFs)。」

 

         「米糠油事件」發生時,油症受害者因體內毒素的作用,皮膚開始變黑,紛紛出現黑痘痘,擠壓之後還會排出惡臭的油性分泌物,而這些疙瘩狀的痘子布及臉上、頸部、腋下,還有私處,並非一般的皮膚病。就算這些黑痘子消失了,也留下坑坑疤疤的皮膚表面。更甚者,除了毒素引起的身體器官病變,由於毒素無法自體內排出,還會隨著血液傳給下一代,生下所謂的「黑嬰兒」。

 

         《油症與毒共存》中,油症受害者顏陳秀梅女士談起油症時,仍面露驚心與恐懼,她表示當初生下三女兒時,到彰化基督教醫院去看病,每次要跑五、六個門診科,如皮膚科、神經科、小兒科、內科等等,跑到最後很多科別都沒錢付費,裡面的護士只好叫她去看「社會科」。顏陳秀梅女士的大女兒顏平芳已結婚生子,結果他的兒子出生後出現視網膜病變問題,顏平芳接受蔡崇隆導演訪問時表示:「我們在不明不白中過了30年,尤其是政府在衛教部份的缺乏,我最近才從資料中知道油症中毒者是不適合擁有第二代。」顏平芳也指出,當時的受害者大多是家庭較貧困的,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多著力,否則對日後對社會造成的負擔是更大的。

 

         確實,油症中毒者多為弱勢族群,如台中惠明盲校當初為節省開支,接受了彰化油脂公司廉價的推銷,導致師生一百多人受害。在2007年日本東京舉辦的國際NGO戴奧辛會議,台中惠明盲校院長陳淑靜原本要赴日參加,後因長年油症產生的身體病症問題不便前往,由同是受害者的惠明校友呂文達代表。從《油症與毒共存》的紀錄片中,台灣油症受害者代表透過他人引導上台發言,更見台灣惠明盲校受害者的身心創傷是更加一層的。

 

         目前絕大多數台灣受害者不知體內的毒素到底有多少,甚至不知會對下一代帶來影響。日本於2004年在油症患者判定基準中,新加入血液中多氯夫喃(PCDF)含量濃度的判別指標。台灣部份,民眾若想知道自己體內毒素含量,則需自費約三萬塊台幣作檢查。

 

         而台灣在面對油症受害者的醫療措施與學術研究上的困境,郭育良教授也在影片中感嘆道,政府知道油症受害者的中毒原因來自多氯夫喃,卻礙於經費而遲遲不願面對。

 

日本政府能,台灣政府為何不能?

         台灣公僕最喜歡與國外作比較,不過經常在缺乏正確訊息與瞭解下,作出錯誤或斷章取義的移植。諸如舉辦各大型曇花一現的博覽會與建設沒有配套措施的養蚊館、囫圇吞棗地學習資本掛帥的農村再造經驗,完全抹去台灣農村的根本生產功能。「XX國能,我們為何不能?拿出魄力來!」這是提案灑錢的台灣公僕最喜歡喊的口號,往往幾百億、幾百億地投擲出去,咚的一聲,環境被破壞了,養蚊館多了好幾棟,公僕的政績也被記上好幾筆。

 

         「日本政府能,台灣政府為何不能?」這個標題取得格外諷刺,日本在1968年發生油症事件,造成13千人受害,直至2007年日本國會才無異議通過「油症被害者救濟法」。「油症」在日本歷經40年,由於油症受害者的身心靈纏鬥,最終政府才願意正視該問題。日本政府這些年來,雖不斷致力於多氯聯苯、多氯夫喃的相關學術研究,但由於油症受害者並無立即性致命危險,遲至2006年才有日本律師協會勸告政府及米糠油工廠進行受害者的人權救濟。

 

         遲了40年,但終究是對油症受害者與未來預防有所交待。再對照台灣的情形,30年前爆發「米糠油事件」,台灣政府未作到食品製程的安全把關責任,亦未記起日本在11年前的教訓,讓台灣兩千多人民受害。雖然事發後省政府衛生處特別編列500萬元經費安排中毒者於中國醫藥學接受治療,但在經費用鑿之後,中國醫藥學院的油症患者醫療計畫也跟著中斷(可參考張淑卿所著〈逐漸被遺忘的悲劇-多氯聯苯中毒事件>一文)。

 

         目前對於油症受害者的日後照護,只剩下一張可享少許優惠「油症卡」,蔡崇隆表示:「持卡者往往要忍受無知醫護人員的不耐或白眼。諷刺的是,《油症與毒共存》中的多數主角,甚至連油症卡都拿不到,因為七零八落的醫療體系,早已搞不清楚台灣的油症患者到底遷徙到哪裡,或者衍生出多少後代了。」

 

         除了油症受害者之外,在《油症與毒共存》影片中,蔡崇隆訪談不少「前油症研究者」,蔡崇隆表示:「其實油症發生時很多人在作研究,但後來因為研究經費的關係,很多人就不得不退出了,當時聽說也有人申請補助案被打回票,因為官方不希望這個事件再被擴大討論。」蔡崇隆也透露,在作影片資料搜集研究時發現,其實也有不少的博碩士論文主題與油症研究有關,但也都只侷限在個人學位的取得,對油症受害者或社會並無進一步幫助。

 

         「米糠油事件」發生30年後的今日,台灣經歷美麗島事件,綠色執政八年,到去年藍營大獲全勝至今,台灣政治上的風風雨雨早已掩蓋過這段公害歷史。只是,如同公僕與公民們常說的:「日本能,台灣為何不能?」這句話是否早該搬出來用在對油症受害者醫療與相關研究上?還是台灣公僕們認為日本花了40年才立法,我們還有10年可以等待?

 

(本文轉載自破周報 復刊第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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