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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宇(南方週末記者)

 

     「二十年前他們發明了刀子歌,二十年後他們分別死去或者進精神病院,為合約跟樂隊鬧翻,也許憤怒如往昔但大勢已去,不得不承認過去是個烏托邦。」一個香港網友充滿激情地在博客裡寫下了《再見 烏托邦》的影評。

     南方週末「影響力.全民亂拍」計畫裡,導演盛志民的紀錄片最終定名《再見 烏托邦》。這部影片最初構思時曾名《尋找小珂》。1996年,曾經是「做夢」樂隊吉他手吳珂從搖滾圈朋友的視野裡消失。很多人都記得這個英俊的男孩兒,記得他模仿日本「視覺系」搖滾的造型;關於他的下落有很多種說法,有人說他死了,至今也有人說他還活著。

     在小珂的父母那裡,並不存在第二種說法:他走了。199697,小珂的母親永遠記得那個日子:「24歲,本命年,還差幾個月。」這一天她從自己的錄影店回到家,兒子已經離父母而去,他吞服了過量的鎮靜劑「曲馬多」。

     吳珂的父親曾是中國錄音總公司的音樂編輯,崔健的《一無所有》磁帶就是他負責出版的,兒子跟著父親出入錄音棚,認識了許多樂手。1989年夏天,在長安街東延長線的八王墳,只有16歲的吳珂哭著求父親,要搞搖滾樂。父親答應了,給他找了吉他老師。為此他至今自責:「還是我害了他。」

     在跟隨採訪過何勇、張楚、陳勁等搖滾樂手之後,影片的錄音師有點受不了:「他們怎麼這麼慘?真難受。」「你以為他們會是什麼樣?」盛志民反問這個自己也彈金屬吉他的「80後」。「我一直以為他們應該是開凱迪拉克,戴大鑽戒,跟著幾個小弟…

     325,《再見烏托邦》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準備好來看憤怒搖滾青年的人們不知所措,觀影者後來在日記中寫道:
「這片子超出我預期。它並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搖滾樂紀錄片,自我、嗑藥、叛逆、激情、反政治等搖滾主義的熱血畫面集體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語、反省、商業文化、產業、互聯網經濟、全球化等關鍵字,社會價值已隨社會發展變遷,理想主義已逝,搖滾年代不再。」「影片中出現的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當年紅磡讓他們到了頂峰,而十幾年後我又把他們帶回了香港。」盛志民在紅又專放映會後,告訴觀眾:這並不是一部談搖滾的影片,這其實是一部講述改革開放三十年代價的影片。


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10

     離世之前,小珂染上了毒癮。父母辭掉工作,守著他戒毒,最後還是失敗了。他的死是因為用藥過量還是有意自尋了斷,不再有人知道。但沾染毒品這件事,他的朋友們卻或多或少要聯繫到「做夢」樂隊的解散。

1991
年底,離開「黑豹」的竇唯與陳勁、吳珂等樂手組建了「做夢」樂隊。一年後,「做夢」樂隊解散,直接原因是竇唯簽約臺灣滾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

     臺灣音樂製作人張培仁帶來的這個廠牌陸續推出了《中國火》系列、《唐朝》專輯和後來代表「新音樂的春天」的「魔岩三傑」竇唯、何勇、張楚。199412月,「唐朝」樂隊與「魔岩三傑」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演唱會,名為「搖滾中國樂勢力」,來自北京的新音樂空前成功地展示了自己的創作力。「魔岩」也因此成為中國搖滾樂的一面旗幟。

     但在轟動背後,卻是唱片公司與搖滾樂手之間一筆說不清的爛帳,和至今未能完全化解的怨氣。「我看到每一個樂隊,都沒有好的器材,沒有良好的資訊環境,沒有外在的市場,沒有財富的吸引。每個樂隊都用生命,產生出強大的爆發力,而且風格各自不同。我覺得九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理想主義的十年。」張培仁這樣回憶他當年在北京遭遇的搖滾激情,而對唱片公司而言,這當然也是一座未經開掘的音樂富礦。

     滾石唱片自稱對中國搖滾樂的製作投入是不惜工本,一般用幾十萬成本製作的專輯,在中國的搖滾樂,他們捨得花300萬。另一邊,卻是簽約樂手抱怨合同不公平,報酬不合理。甚至到了2008年,當何勇與電臺DJ張有待在鼓樓東大街一家餐廳見面,何勇還向張有待打聽張培仁的消息,想通過他向滾石唱片要點錢:「這麼多年了唱片一直賣著,彩鈴什麼的,一分錢沒給過。」前一年他總共只有三場演出,「怎麼活啊。」

     另一個問題,是「魔岩三傑」的簽約。竇唯、何勇、張楚,都有各自的樂隊樂手,但唱片公司堅決只跟主唱簽約,這給樂隊帶來程度不一的傷害,比如「做夢」的解散。但「魔岩」也是接受了過去的教訓據說當初簽約「黑豹」樂隊的公司,因為竇唯離開樂隊受到不小的損失。

     小珂的迷失,究竟是否跟這樣的傷害有關,已經無可對證。盛志民的電影,倒並非要在這個話題上刨根問底,事實上誰也說不清楚。受訪的音樂人大多強調著那個年代的純真,同時重複並不新奇的論點原本單純新鮮、自然茁壯的中國原創搖滾樂,突然遭遇來自臺灣的、圓熟老練的唱片業體制,那不是揠苗助長嗎。 1992年正值「南巡」之後中國社會掀起「全民下海」的浪潮,本來「沒有財富吸引」的搖滾音樂人似乎也被高高托到了浪頭上,但是嚴重嗆水。「我們受到的教育裡,是不懂得這些的。」何勇說。「那時候誰知道唱片業是什麼樣的?都不知道。只有你進來了才知道那裡頭的溝溝坎坎。這是個過程,也得有點犧牲。」小珂的朋友說道,小珂是這樣的犧牲嗎?


中國不需要搖滾?
     「搖滾中國樂勢力」的高潮過後,「魔岩」的境遇並不好。張培仁離開大陸的「魔岩」回了臺灣,說是賺三年錢再回來,但終於沒有回來。到新千年之初,這面獵獵旌旗竟然消失了。

     張楚從1997年出版《造飛機的工廠》之後自閉8年;他的成名曲《姐姐》也是他最大的困惑:「那是一個文學作品,你們非要問它的真實性,問我和姐姐發生了什麼。唱了這麼多年你們還沒明白我是在唱什麼,那我就不唱了。」何勇的精神狀況極不穩定,長期服藥,時不時仍需要入院就醫。竇唯不再歌唱,甚至不再訴諸言語,這部紀錄片當中他是唯一不說話的受訪者他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不適合用任何語言闡述自己的態度和認識,只提供了2007年南方巡演的畫面和聲音作為他的發言。

     在影片中回顧15年前香港紅磡的演出,會令人恍惚:所謂「搖滾中國樂勢力」,是當真存在過,還是一場夢?

     除了崔健,這些樂手如今只是默默地生存,曾經在台前的退到了台後,仍然留在台前的,大多時候也只重複著十多年前的老歌。「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受理想主義教育的,藝術肯定是建立在理想主義上的,當理想主義沒有了的時候,那藝術他媽的就沒有了。」樂手陳勁和馬培的斷言。「當年他們是比電影、繪畫都牛的,現在反而是被扔到了最底下。」盛志民說,「唱片業毀了,他們只能靠演出。但是他們又貴。畢竟紅過,不願意將就,他們一般都希望有好的樂器、環境、調音師,這都要花錢。這樣的狀況其實二十多年過去還是一樣:最賺錢的方式是拿一盤伴奏帶,一個人就來了;你一來六個人,演出商得管六個人的吃住、樂器、調音師…小地方做不起,大地方演出也沒那麼賺錢。」

     竇唯稍顯例外,他離開搖滾樂轉向新的音樂類型,在南方,200元一場的演出他也願意去,他認為自己應該走動著、演著。這樣的價錢,常人一定難以置信。

      2008
年秋天,崔健在北京工體的演出,變成了懷舊歌曲大聯唱,變成所有人感動自己和懷念自己青春的一個活動。那情形看起來跟羅大佑、周華健的演唱會沒什麼不同。「跟他自己真正要表達的東西沒有關係了,在他的新歌裡他要說的話,已經沒有人要聽。」盛志民說。

     崔健多年來獨自為「真唱」搖旗呐喊,正是為歌者身後的樂手爭取權利,但市場始終鍾情廉價的伴奏帶方式。這位「中國搖滾樂教父」很清楚,市場並不那麼需要搖滾樂。「搖滾樂的審美根本就不被接受,批判在中國的歷史裡邊就不是美。」崔健說,「這是幾百億中國人不是一代人,一代領導幾百億中國人的文化思維方式。」

     樂評人金兆鈞在1993年就說過:「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極端的浪漫主義,不是現實的批判的搖滾精神。為什麼呢?中國人剛剛開始掙錢。如果中國沒有大的變化,老百姓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先追求錢。追求錢的過程中,人們不會過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鬆和享受。」這個剛剛開始掙錢的時期顯然很長,遠未結束。

     在北京一個汽車交易市場,小珂的父母開了一間汽車用品店,安靜地過著兩個人的日子。一個短暫的、不平靜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他們經歷過巨大的磨難,但像很多人一樣,從他們平淡的臉上,你什麼也看不出來。

     影片的最後一個受訪者在北京排練場打工的17歲小孩面對鏡頭,語言中充滿了各種商業的辭彙,合約,宣傳,彩鈴,版權,獨家。他似乎已經適應了目前的商業環境,回到熟悉的家鄉,他跟兒時的夥伴一起來到秘密場所,抱著吉他,充滿虔誠地用粵語合唱了Beyond的《真的愛你》,他用不標準的普通話強調: 我要學習他們的精神,做更主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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