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鐘永豐（詩人）
一位天真的雲南壯族青年農民—熊杰鋒，想種回村寨的祖傳穀種—紅穀子。他挨家挨戶地尋找老種，同時也想知道為什麼村民會棄舊迎新？村民七嘴八舌，總歸是紅穀子不好吃產量又低；但村民也說了，外面來的混種穀子容易長蟲，專用化學肥料。化肥價格當然是年年漲了，而且奇哉：越灑農藥，田裡的蟲子越多。村民不禁推測：這蟲子難道是藏在農藥裡跑進田的？
杰鋒認真地參考老祖宗的方法侍候紅穀子：他蓋寮子養豬，想解決有機肥的來源問題；他嘗試用燈光反射法誘殺蟲子、用天然植材調製有機農藥，還打聽到外面有人用稻間鴨…
伴隨著杰鋒傻裡傻氣的生態農業重建過程，青年導演林稚霑從容地為我們導覽了現代化的巧妙陷阱：新種、農藥與化肥三位一體，逐漸瓦解互助自足的村寨自然經濟體系；村寨越是被整合進貨幣經濟，越是受制且受困於外頭的發展主義世界—不管是留鄉種田或是到遠方工廠打工，不管是生態或田地，都面臨愈演愈烈的剝削。
文∕郭樂興
那是在拍完《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 時回家的路上，我們一如往常的在車上閒聊著，完成一半的北宜高速公路上飄著細雨，阿喵（林育賢導演）突然問起我：如果你要導一部紀錄片的話，你最想拍的是什麼？我想了一下，回答說：應該是棒球吧。
但是這個念頭就好像一個沒有萌芽的種子，就靜靜的被放在那裡。然後我又以攝影的身分，繼續跟阿喵合作了《遺失的微笑》和《種樹的男人》這兩部紀錄片，一方面也繼續過者我的外景導演生活。直到2008年的三月，在前輩梁修身導演的介紹之下，我們認識了張茂三教練，還有富源國小棒球隊的小朋友們，這顆安靜的種子才冒出芽來，然後漸漸的長大。
我覺得自己算是一個很普通的棒球迷，從小開始，就會守在電視機前看棒球轉播，看中華隊參加國際比賽，也偶而看看職棒的賽事，不會特別蒐集什麼紀念品之類的東西，但有些時候會去球場看球，小時候也曾經有過參加棒球隊的夢想，但就是沒有太多的機會實際去接觸，所以可以拍攝這部紀錄片，某方面來說，也是一個實現小時候夢想的方式，於是我到了花蓮，展開了前後將近一年的棒球生活，對於一個已經過了三十歲的男人來說，這其實算是一件奢侈又帶點任性的事情。
文∕林育賢
2005年《翻滾吧！男孩》上映後，透過大家的鼓勵與協助，讓影片廣為流傳，接著我便開始接到來自台灣各地偏遠小學教練的電話，有跆拳道隊，游泳隊等等，希望我可以去拍他們的影片…。對於一個年輕的創作者來說，當時的我急著想要挑戰別種類型影片，擺脫重複類似的題材，於是一一道謝婉拒。
2007年在大家的期待與祝福下，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六號出口》。我以為拍完本片後，就會找到我人生的出口。不過結局卻像極了片中四個年輕人一樣，雖然我們都活了下來，但是卻一起陷入了青春的困局。除了因為製作電影導致公司的負債壓力外，曾經一度對於是否有足夠能量支撐自己繼續創作下去感到懷疑。
2008年我很幸運的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種樹的男人》，從這部影片我重新找回對夢想的堅持，同時也從香港導演關錦鵬鼓勵我的話走了出來，他說：「其實作為一個創作者能夠在很早的時期就找到適合自己的路數，很不容易，而且就該好好把它做到徹底…。」
文∕老查
在看《不能沒有你》試映的那天觀後，編劇暨男主角陳文彬對現場的觀眾這麼說：「這是一部貧窮電影，除了因為拍攝的條件極為匱乏之外，這部電影在訴說的是一個關於貧窮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在高雄，描述一個只用簡單的幫浦與輸氣管潛水從事清理港邊輪船船底粗活的男人，帶著與已經離開的女人所生的小孩一起生活，住在碼頭邊堆放雜物的倉庫。為了替已屆學齡的小女孩辦入學，才發現因為女孩的生母跟其他男人還有法律上的婚姻關係，加上出生時的登記不完整，因此身為生父的他，在法律上不能算是女孩的法定監護人。為了要讓女兒上學，以及以父親的身分跟女兒繼續生活，男人在不同的政府單位奔走、甚至北上到立法院陳情，但是種種原因，都讓他沒辦法跟女兒在一起生活—因為在法律的角度上，他跟女孩算是沒有關係的兩個人，而社會局才是該照顧女孩的單位。他不懂為什麼父女至親這麼簡單的事實，但那些公務員偏偏無法理解，硬是要把他們拆散。激動而絕望的他，抱著女兒站在天橋邊作勢要往下跳，藉以表達他不希望別人拆散他跟女兒的決心。最後，他們還是被強迫分開了，父親繼續透過各種方式希望爭回女兒的扶養權，而女兒從分開的那天之後就不再跟人說話了。一直到兩年之後，他們才有機會再見面…
陳文彬又說：「雖然這是一個有關貧窮的故事，但是導演與我在拍攝時，一直提醒我們自己不要去消費『貧窮』。」
文∕Rick可（2009台北電影節部落格達人）
人際關係的價值存在於體制之下，不論東西方世界，社會、信仰與道德將人與人之間牽連的方式規範好。原本這是一套屬於文化層面、不言而喻的制度，在國家機器運作下，遂將其形式主義化（bureaucracy），在法律條文的明文規定之下，劃分出人際關係網絡的連結方式。這種規範對於習慣於體制化社會的我們並不成問題，大部分的人充滿理性，理性對於法律來說是輕而易舉、容易應付的。真正棘手的，是那些不知理性為何物，以身體的動物性直覺行事，處於體制邊緣狀態的人。
《不能沒有你》所要處理的，就是那些不善於融入社會體制的階級。主角李武雄是個無照的潛水伕，與被母親拋棄的女兒相依為命。在他身上標示著許多「邊緣」的符號，從居所的違法與簡陋，工作的危險性和收入的不穩定，不完整的家庭，甚至可以延伸至高雄與旗津的位置關係。但某種程度上，他感受到讓女兒接受教育以及脫離邊緣的迫切性，也許是害怕警察所警告的罰責，也或許起因於讓下一代脫離貧窮的心理，他選擇讓女兒上小學。故事的主線在於，在官僚制跟監護權 問題的重重阻力之下，他才發現，要從邊緣融入中心，所要面對的困難跟付出的代價。
古典形式的故事跟文化總是強調血緣價值的重要，歐美的《尋母三千里》、中國的《二十四孝》、以至於當代《星際大戰》中那段「I am your father.」的俗套。血液的宿命論讓人性顯露出感情，牽扯的是許多必然的天倫之樂和義務。李武雄放不下的，就是那份血緣價值的情感與責任；對比之下，這些他在為女兒教育請願奔走的過程中所面對的人，縱使有著同鄉（高雄）、同族（客家人）、同語言的關係，就是少了親情的沈重壓力，因而顯得冷漠，法規跟官僚制度變成這些人最好的擋箭牌。唯一情義相挺的，是同樣在體制之下弱勢的好友財哥，他不扮演幫助主角衝鋒陷陣的角色，卻成為李武雄精神上唯一的支柱。看似無用，然而人際間的溫情功能卻是不言而喻的。
文∕Tong-Yi Kuo（2009台北電影節部落格達人）
記得學生時候上過電影概論的課，老師和我們討論過電影色彩的符碼意義，當時算是第一次思考到，在流動的影像中，抽去彩色色譜，其帶來的平靜，確實為採取寫實主義的創作理念，帶來了更穩定的力量，也給觀眾更多體會的空間。
今天看了戴立忍最新的導演作品《不能沒有你》(No Puedo Vivir Si Ti, 2009)（有誰可以告訴我這部台灣電影為什麼要用一個意思為"沒你我會死"的西班牙片名？），平穩的敘事策略讓該片足以成為近年台灣影片的一時之選；尤其在我們眼裡充斥了來自影音與新聞媒介的大量顏色的今天，該片一股試圖安安靜靜地敲打我們心靈的灰階影像力量，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智編按：關於不能沒有你的西文片名，據聞導演解釋，其實一般拉丁美洲人所講的西班牙文，並非純正優美的西班牙文，意思有如「沒你我會死」這句話的台語，取其俗擱有力的意思！）
卷一、恐懼的地方
《恐懼屋》這個名詞，是我對牙醫的概念，猶記當年因為愛吃糖又不刷牙，我曾經被牙醫一口氣拔了八顆蛀牙（後來才知道這樣做是很危險的），那時候的牙醫診所可不是現在那樣光明亮透，護士妹妹溫柔可愛，還會露個小虎牙謝謝你的掛號，那時的牙醫鋼鐵器具消毒都是用熱水消毒，然後牙醫的頭上還要帶個圓圓亮亮的一片金屬片中間還有一個小洞，所以我有時根本看不清楚牙醫師的臉。
應該是非法執照吧，竟然為了不想開第二瓶麻醉藥劑，就說：剩兩顆，忍一忍，我拔一下就好…拔完了再給你兩顆上面寫著「囍」的糖果，我想應該是去哪裡吃完喜酒大量帶回來的戰利品，然後放在診所唬小孩用。
就這樣我哭著下次不再去那個診所，不管媽媽怎麼說；有一次我為了蛀牙，自己拿著一條縫衣服的棉線，一頭綁在門的手把上，另一頭綁在自己的蛀牙，然後要我弟弟狠狠的把門踹開…就是為了不要回到那牙醫診所裡。
文∕台北電影節編輯部
每年都會成為觀眾搶票的熱門競賽單元「台北電影獎」，繼去年百萬首獎得主「海角七號」開創台灣電影票房新里程碑之後，不僅造成焦點話題，亦成為影迷詢問度最高的其中一個單元。
台北電影獎自去年擴大劇情長片舉辦規模，增設單項獎之後，不僅影片具有角逐「百萬首獎」、「評審團特別獎」等資格，更有獲得最佳導演、編劇、男演員、女演員以及攝影、剪輯等單項獎的機會，使得競爭更加白熱化，無形中提升了幕前幕後工作者積極參與的熱情。
導演陳育霖、副導林宗儒、製片許懷民，是《秘密海》的重要製作團隊，同時三人也是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即便擁有多年劇場合作經驗，但卻是首次一同嘗試拍攝電影作品，雖說《秘密海》不是大製作，也沒有大場面，然而三人皆希望透過最貼近大眾的生活題材，藉此引起共鳴。而《秘密海》正是一部真切刻劃青澀歲月時那股天真、矛盾、掙扎以及成長的動人影片。
回歸至說故事一般單純的電影
《秘密海》劇本架構早在導演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二年級時就已完成，起先只有短短五頁，而後經過大學時期的前後期校友以及現今在校生，集體發想讓故事逐漸完整、豐富。在拍攝當下，為了讓演員可以徹底表現出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度，全程捨棄劇本，而將劇場中常見的「即興發展」表演方式拉入電影拍攝中，由導演以及演員現場即興發揮，演員在設定好的狀況內發生衝突，得以讓感情從內而外，真實流露！
整部影片，不論是友情、愛情，甚至是矛盾、衝突，都是那樣真摯，深刻刻劃至每個人心裡那似曾相似的場景，引領觀眾進入自己心中那片秘密海。
文／李昭陽
「7個死亡，3個得癌症，1個跳樓自殺…」米糠油中毒事件約30年後，台中惠明盲校院長陳淑靜面對鏡頭回憶道，一個個悲痛的數字從她口中吐出，宛如利刀烙刻在心底。
1979年彰化一家米糠油工廠因製程不當，造成多氯聯苯（PCBs）混入食用油中，使得兩千多名消費者中毒，這些消費者主要集中在台中神岡鄉、大雅鄉，彰化鹿港鎮、福興鄉，苗栗新竹的一些寺廟，還有台中惠明盲校師生。當時這些中毒者皮膚、指甲、眼眶都變黑，身體長出「氯痤瘡」的痘子，中毒懷孕的婦女甚至生出「黑嬰兒」，連帶影響下一代的健康狀況。
1979年也是政治動盪的一年，「美麗島事件」在該年的國際人權日發生，為台灣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指標。同年，我出生於上述的米糠油中毒事件發生地之一─彰化縣福興鄉。
文∕蔡崇隆
多氯聯苯中毒事件其實是我早已褪色的青春期記憶。
隱約記得報紙斗大的標題描述著，有一群盲人學生因為某種常人無法理解的因素，身上集體長出可怕的膿瘡，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好可憐。然後呢？我就慢慢忘了…。
搜尋「渺渺」攝影師關本良的作品：《越快樂越墮落》、《有時跳舞》、《花樣年華》、《男人四十》、《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藍莓夜》；合作的導演包括關錦鵬、許鞍華、王家衛，很多人都以為：關本良，一定很老了，肯定是個電影圈的「資深前輩」。
眼前的關本良一派斯文從容，五年級的他看起來根本就是個年輕小伙子。身為眾多知名導演欽點合作的對象，關本良回想自己的「出道」過程，其實是充滿了巧合、運氣，以及很多很多，對影像與表演的熱愛。
在嶺南大學主修社會學時期，關本良就對劇團表演充滿了興趣，還當過學校戲劇社團的主席，後來進而加入了香港著名的前衛劇團「進念20面體」，畢業之後，他決定報考香港演藝學院，主修攝影，當年學習的攝影底子成為他進入電影圈的第一個踏板。
《渺渺》終於上片了。
在網路上看到很多意見、評論，心裡有一些感觸。
看到有些人以同志片來批評《渺渺》、批評《渺渺》是國片同志片跟風之作，就有種孩子被人誤解了的感覺。
我想起了第一次跟我的監製關錦鵬導演和Jacky Pang。那是在台北大安路一家商務飯店的咖啡廳，我看完初稿劇本來來回回無數次電郵之後，那時甚至還沒有決定我來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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